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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的深冬,绿皮火车像一头疲惫的巨兽,在铁轨上缓慢爬行。车厢里拥挤不堪,连过道上都挤满了背著行囊、怀揣梦想南下广州、深圳的人,行李架堆得满满当当,连座位底下都塞著鼓鼓囊囊的蛇皮袋、睡著人,空气里瀰漫著泡麵味、汗味、劣质菸草味,还有一股淡淡的霉味,浑浊得让人喘不过气。陈建军蜷缩在靠窗的角落,膝盖上紧紧护著一个帆布包——里面装著他视若珍宝的罐头配方、生產笔记,还有仅有的8000块积蓄,那是他闯荡深圳的全部底气,是一家人的指望,更是红旗罐头厂几十名工人的期盼。

出发前,老厂长特意叮嘱他:“去深圳得先办边防证,那是进特区的『入门证』,没有这个,过不了关口,根本进不了深圳。”陈建军记在心里,提前到南昌当地派出所,拿著单位证明和身份证,跑了两趟才办下来这张蓝色卡片,上面印著“中华人民共和国边境管理区通行证”,备註栏清清楚楚写著“前往深圳经济特区”。此刻,这张卡片正和身份证一起,被他贴身藏在衬衣口袋里,像揣著一块定心石。

窗外的风景飞速倒退,从南昌出发,到湖南,到广州,再到临近深圳的边防检查站,陌生的景致让陈建军既忐忑又兴奋。火车刚停稳,身著橄欖绿制服的边防官兵就登上车厢,挨个查验证件。“身份证、边防证都拿出来,依次检查!”官兵的声音清晰有力,目光扫过每一个乘客,丝毫不敢鬆懈。

陈建军看著前排一个年轻人慌慌张张地翻找著行李,额头上冒出冷汗,嘴里念叨著:“我的证呢?明明带了啊……”官兵查验到他时,他支支吾吾拿不出边防证,只能红著脸解释:“同志,我不小心弄丟了,我是来深圳找工作的,您通融一下行吗?”官兵摇了摇头,语气严肃:“没有边防证不能入关,这是规定。一会儿下车跟我们去登记,只能原路返回。”年轻人瞬间蔫了,眼眶通红,满是不甘和失落——他揣著全部积蓄南下,却连深圳的大门都没踏入,就要被迫返程。

这一幕让陈建军心里一紧,下意识地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边防证,指尖感受到卡片的纹路,才稍稍安心。轮到他时,他稳稳地递上身份证和边防证,官兵仔细核对了照片和信息,確认无误后,在证件上盖了个红色印章,递还给了他:“可以了,注意保管好证件。”陈建军连忙点头道谢,看著印章上“深圳边防检查站”的字样,心里悬著的石头终於落了一半——他知道,自己闯过了南下深圳的第一关。

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只剩下火车行驶的“哐当”声、乘客的咳嗽声,还有偶尔传来的压抑的嘆息声。陈建军靠在冰冷的车窗上,望著窗外漆黑的夜空,心里五味杂陈。他想起了离別时妻子李慧红著眼眶的叮嘱:“建军,外面不安全,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钱够花就行,別太累了。”想起了儿子陈磊拽著他的衣角,奶声奶气地说:“爸爸,你早点回来,给我买糖吃。”还有老厂长递辞职信时颤抖的双手,哽咽著说:“建军,我们都信你,你一定要在深圳闯出个名堂来,將来也好回来带带我们罐头厂。”

这些画面像针一样扎在心上,让他鼻子发酸,却也让他更加坚定了前行的决心。这点困难算什么?比起家人的期盼,比起工人们的信任,闯过边防检查又算得了什么?他攥紧了拳头,心里暗暗发誓:到了深圳,一定要好好努力,学好先进的技术和管理经验,挣足够多的钱,不仅要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还要回去帮助那些还在罐头厂挣扎的工人们。绝不能让这趟南下的艰辛,白费了。

火车行驶了整整一天一夜,终於在第二天清晨抵达了深圳火车站。当陈建军走出火车站,一股湿热的空气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他目瞪口呆——高楼大厦鳞次櫛比,街道上车水马龙,行人步履匆匆,每个人的脸上都带著昂扬的斗志和对未来的憧憬。街头巷尾,隨处可见“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標语,空气中仿佛都瀰漫著机遇和奋斗的气息。

他刚走出广场,就看到一个穿著蓝色工装、戴著黑框眼镜的身影朝他快步走来——是林文轩!几年不见,林文轩黑了瘦了,眉宇间却多了几分深圳人的干练。看到陈建军,他立刻上前,用力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急促又郑重:“建军!可算等到你了!边防证顺利通过了吧?没它可真进不来!”

“顺利过了,多亏出发前办好了。”陈建军笑著说。

“那就好!”林文轩鬆了口气,又连忙说道,“別愣著,咱们赶紧去办暂住证,这东西比命还重要!深圳现在查得严,外来人口必须办,没有这个,被保安或者联防队查到,直接就送到樟木头收容所去了!我去年就见过一个老乡,没来得及办证,被抓进去关了半个月,又饿又冻,出来瘦了一圈,打工的积蓄也全花光了。”

这话让陈建军心里一沉,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他万万没想到,进了深圳还有这样的风险。林文轩看出了他的紧张,又补充道:“你別慌,我早给你打听好了,附近的派出所就能办,带好你的身份证和一张照片就行,我帮你凑了照片钱,咱们赶紧去,免得排队人多。”

跟著林文轩穿过几条街,两人来到了辖区派出所。办证大厅里挤满了人,全是和陈建军一样的外来务工者,每个人都一脸焦急地排著队,手里紧紧攥著身份证和照片。林文轩帮陈建军排著队,反覆叮嘱他:“等会儿民警问你,你就说过来找工作,暂时住在我厂里附近,別说太多没用的,態度放好点,很快就能办下来。”

轮到陈建军时,他按照林文轩教的话,小心翼翼地回答民警的提问,双手紧张地递上身份证和照片。民警核对信息后,收了五十块钱工本费,递给他一张蓝色的卡片——上面印著“sz市暂住证”,还有他的照片和身份信息。陈建军握著这张薄薄的卡片,心里悬著的石头终於彻底落了地,仿佛拿到了一张在深圳“合法生存”的通行证。

“你看,这就好了。”林文轩凑过来,鬆了口气,“以后出门一定要把边防证和暂住证都揣在贴身口袋里,不管是逛街还是去面试,隨时准备拿出来查,千万別弄丟了,补办又费钱又费时间。”

陈建军用力点头,把两张证件小心翼翼地放进內衣口袋,紧紧贴著胸口,感激地说:“文轩,太谢谢你了,要不是你提醒,我恐怕真要出事了。”

“跟我客气什么,咱们是老同学。”林文轩笑了笑,拉著他往工业区方向走,“先带你去我住的电子厂歇歇脚,我已经在工厂附近给你找了间出租屋,就是条件简陋了点,你先凑活住,等稳定了再换好的。”

跟著林文轩穿过几条狭窄的小巷,陈建军来到了一片低矮的城中村。这里的房子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楼与楼之间的距离不足两米,被当地人称为“握手楼”,阳光很难穿透进来,空气中瀰漫著潮湿的霉味和下水道的异味。林文轩指著最里面一间不足十平米的小屋,有些不好意思地说:“就是这儿了,每月房租一百块,押一付一。我问了好几家,这已经是附近最便宜的了,你先委屈几天。”

陈建军推开门,一股刺鼻的霉味扑面而来。屋里只有一张破旧的木板床,一张掉漆的木桌,墙角堆著一些杂物,墙壁上布满了霉斑,屋顶的瓦片还有几处破损,隱约能看到外面的天空。地面是坑坑洼洼的水泥地,一踩就扬起一层灰尘。最让他揪心的是,屋里连一扇像样的窗户,只有一个狭小的透气孔,光线昏暗得白天都要开灯。这样的条件,远比他想像中还要艰苦——在南昌的家里,虽然不富裕,但至少宽敞明亮,可在这里,连一个安稳睡觉的地方都显得奢侈。

林文轩看出了他的失落,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诚恳地说:“建军,我知道这条件太差了,可深圳就是这样,外来人想找个落脚地不容易。你別灰心,先住著,找工作的事慢慢来,有了边防证、暂住证,有了落脚点,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陈建军点了点头,强压下心里的酸涩,挤出一个笑容:“文轩,谢谢你,让你费心了。能顺利进深圳,能有个地方住,能安安稳稳地留下来,我已经很满足了。”他把帆布包小心翼翼地放在床上,生怕里面的配方和积蓄有什么闪失——这是他在深圳唯一的底气,无论住得多简陋,他都要护好这份希望。

傍晚时分,林文轩拉著陈建军,来到了工厂附近的一家大排档。塑料布搭成的棚子下,摆著几张油腻的桌子和凳子,周围坐满了下班的工人,人声鼎沸,烟火气十足。林文轩点了一份炒米粉、一份蒜蓉青菜,还有一瓶冰镇啤酒,笑著说:“別客气,在深圳打拼,就得適应这样的日子。来,喝一口,解解乏!今天先把边防证、暂住证和住处搞定,明天咱们再专心找工作。”

啤酒下肚,一股清凉驱散了连日来的疲惫。林文轩看著陈建军,认真地说:“建军,你有罐头生產的技术和经验,在深圳肯定能找到好工作。不过这边的企业都看重实际能力,你面试的时候別紧张,把你在国营厂的改革经歷、生產经验好好说说,肯定能打动面试官。我也帮你问问厂里的同事,看看有没有食品厂的招聘信息,咱们多渠道找,总会有机会的。”

陈建军握著啤酒瓶,心里暖暖的。在这座陌生的城市里,老同学的关心就像一束光,照亮了他迷茫的前路。他看著眼前热气腾腾的炒米粉,看著林文轩真诚的笑容,想起边防检查站的严格查验、火车上遭遇小偷的慌乱,心里的委屈仿佛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他举起啤酒瓶,对著林文轩用力碰了一下,眼神坚定地说:“文轩,谢谢你!我一定会好好努力,在深圳闯出个名堂来!”

夜色渐浓,大排档的烟火气依旧旺盛,夹杂著工人们的欢声笑语和远处工厂的机器轰鸣声。陈建军望著眼前的景象,心里渐渐安定下来。他知道,自己在深圳的闯荡之路,才刚刚开始,未来还有无数的困难等著他。但他不再迷茫,因为他有了进入特区的“入门证”,有了合法停留的“护身符”,有了落脚的地方,有了老同学的帮助,更有了那份不肯认输的韧劲。他暗暗告诉自己,无论条件多艰苦,无论前路多坎坷,他都要咬牙坚持下去,不辜负家人的期盼,不辜负自己的初心。

接下来的几天,陈建军拿著自己的简歷,奔波在宝安和龙岗的各个食品企业之间。这一路的艰辛,远超他的想像——深圳的街巷纵横交错,他对著地图也常常辨不清方向,只能靠打听问路。为了赶时间,他学著当地人的样子,招手拦下一辆“摩的”,跟师傅说好去宝安的一家食品厂,车费十五块。可车子开出去没几公里,就拐进了一条偏僻的小巷,师傅突然停下车,脸一沉:“兄弟,这路不好走,再加二十块,不然我就不送了。”

陈建军心里一紧,知道自己遇上了敲诈。他攥了攥口袋里的钱,那是他省吃俭用攒下的积蓄,每一分都要花在刀刃上。“师傅,咱们说好的十五块,怎么能临时加钱?”他强压著怒火,儘量放软语气。可摩的师傅却擼起袖子,摆出一副蛮横的样子:“在深圳这片地,我说多少就是多少!要么加钱,要么你自己走路过去!”周围渐渐围过来几个閒散人员,眼神不善地盯著他。陈建军看著对方人多势眾,又身处陌生的小巷,只能咬咬牙,掏出三十五块钱递给师傅,攥著帆布包快步离开了这片是非之地。

吃了摩的的亏,陈建军不敢再轻易坐私人交通工具。他听路人说,坐中巴车去宝安便宜又方便,便挤上了一辆写著“深圳-宝安”的中巴。车厢里拥挤得像沙丁鱼罐头,空气里混杂著汗味和劣质香水味。车子开了半个多小时,突然偏离了主路,拐进了一个荒凉的停车场。陈建军心里咯噔一下,还没等他反应过来,车门被猛地拉开,几个凶神恶煞的男人堵在门口,大声喊道:“都下来!要去宝安的再补五十块车费,不补的就留在这!”

车厢里的乘客顿时炸开了锅,有人质问,有人哀求,可那几个男人根本不为所动,甚至伸手去拽不肯下车的乘客。陈建军这才明白,自己被当成“猪崽”卖了——这是当时深圳街头常见的骗局,中巴车把乘客拉到半路,以加价为名敲诈,不同意就把人扔在荒郊野外。他看著身边的乘客一个个无奈地补了钱,心里又气又急,可想到还要去面试,不能耽误时间,只能忍气吞声地掏出五十块钱,跟著人群重新上了车。

接连遭遇的挫折,让陈建军心里五味杂陈。他坐在顛簸的中巴车上,看著窗外荒凉的景色,眼眶忍不住有些发红。他想起了边防检查站的惊险、办暂住证的紧迫、出租屋的简陋,想起了妻子的叮嘱,想起了自己的誓言,心里的委屈和迷茫像潮水一样涌来。可他很快又攥紧了拳头——这点困难算什么?他从南昌辞职来到深圳,不是为了退缩的。他摸了摸贴身口袋里的罐头配方、边防证和暂住证,那是他的底气,也是他的希望。他深吸一口气,压下心里的酸涩,眼神重新变得坚定起来。

歷经波折,陈建军终於按时赶到了面试地点。他先后面试了五家企业,有的是国营厂,有的是民营企业,还有一家外资企业。面试第三家企业时,刚走到厂区门口,就被保安拦住了:“同志,出示一下边防证和暂住证。”陈建军连忙从口袋里掏出两张证件,保安仔细核对后,才放行:“进去吧,面试在二楼会议室。”这一幕让他更加清楚,这两张证件是他在深圳立足的基础,缺一不可。

他凭藉著扎实的专业知识、丰富的生產经验和在红旗罐头厂的改革经歷,贏得了几家企业的认可。其中,一家名为“福乐食品厂”的民营企业,给出的待遇最好,不仅月薪比红旗罐头厂高三倍,还承诺给他提供住宿。

福乐食品厂的厂长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姓刘,叫刘福生,也是从外地来深圳创业的,为人豪爽,眼光独到。他看著陈建军的简歷,笑著说:“陈师傅,你的经歷我很欣赏。你在国营厂做过副厂长,懂技术、懂管理,还搞过改革,正是我们厂需要的人才。我给你安排一个技术部主管的职位,负责罐头生產的技术指导和质量管控,月薪1000块,包吃包住,你看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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