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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军双手接过那枚黄铜厂徽，紧紧地攥在手心。黄铜的温度，透过皮肤，一点点传到他的心里，烫得他心口发疼，也烫得他热血沸腾。他对著老厂长，深深地鞠了一躬，腰弯得极低，久久没有直起来。然后，他又缓缓地转过身，对著台下的工友们，深深地鞠了一躬，声音带著哭腔，却字字鏗鏘，掷地有声：“我陈建军在此立誓，三年內，我必回江西！要么，让红旗罐头厂重新红火起来，让大家都能吃上饱饭，过上好日子；要么，我就带著大家，闯出一条比现在更好的出路！我若食言，此生，永不回江西！”
“好！”
台下的工友们，齐声吶喊起来，声音洪亮，震得屋顶的雪粒纷纷掉落。那一刻，所有的不舍、所有的担忧、所有的无助，都化作了满满的信任和期盼，化作了支撑陈建军前行的力量。
走出大会堂时，雪下得更大了。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地从天空中飘落下来，很快就覆盖了地面，覆盖了厂房，覆盖了整个红旗罐头厂。寒风卷著雪粒子，狠狠地打在陈建军的脸上，像无数根小针扎著，疼得厉害。可他却觉得浑身滚烫，像是有一团火，在他的胸腔里燃烧著，温暖著他的全身，也照亮了他前行的路。
他没有回头，一步一步，坚定地往前走。他怕自己一回头，就会看到工友们期盼的眼神，就会看到老厂长苍老的面孔，就会忍不住留下来——可他知道，他不能留。只有往前走，只有去深圳，只有学到真本事，才能救自己，才能救那些信任他的工友，才能救这座他深爱的工厂。
回到办公室，陈建军开始收拾自己的东西。办公室很简陋，一张老旧的木桌，一把掉漆的椅子，一个铁皮柜子，就是他所有的家当。书桌上，摆著一台老旧的示波器，外壳已经有些生锈，屏幕也有些模糊——这是他用三个月的工资买的，那时候，为了更好地研究机器的性能，他省吃俭用，攒了三个月，才买下了这台示波器。这些年，这台示波器陪著他，解决了一个又一个机器故障，见证了他的成长和奋斗。
抽屉里，放著一摞厚厚的技术笔记，笔记本的封面已经有些发黄，里面的字跡工整而清晰，详细地记录著每一台机器的维修心得，每一种罐头的生產配方，每一次技术革新的尝试。这些笔记，是他八年心血的结晶，是他最珍贵的財富。
窗台上，放著一个玻璃罐，里面装著金黄的醃黄桃——这是他第一次独立研发的新產品，酸甜適中，口感极佳。那时候，他以为这个新產品，能让厂里的销量好起来，能让厂里走出困境。可结果呢？因为“不符合国营厂的常规生產標准”，这个產品最终没能投產，只能被他放在窗台上，当成一种念想。
陈建军小心翼翼地把这些技术笔记和配方，一一放进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然后，他拿起那枚黄铜厂徽，轻轻地別在自己的工作服领口上——那里，曾无数次別著“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的徽章，此刻，却只別著这枚承载著无数牵掛的厂徽。
最后，他拿起书桌上的那支钢笔——那是1988年，他因为技术革新有功，厂里奖励给他的。笔帽上，刻著“先进工作者”五个字，虽然已经有些磨损，却依旧清晰可见。他轻轻地抚摸著笔帽，像是在抚摸著一段珍贵的回忆。然后，他把钢笔放在桌子上，上面压著一张纸条，纸条上只有四个字：“建国，託付了。”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轻轻推开了。陈建国走了进来，他比陈建军大五岁，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也是陈建军最信任的兄弟。此刻，他的眼眶通红，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显然是刚刚哭过。他手里攥著一个蓝色的布包，快步走到陈建军面前，不由分说地塞进他的怀里。
“这里面是500块钱，是我和几个老工友凑的。”陈建国的声音沙哑，带著浓浓的不舍，“深圳那么远，物价又高，你拿著应急。平日里省著点花，別太委屈自己。”他顿了顿，伸出双手，紧紧地握住陈建军的手，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仿佛要把自己的力量，传递给陈建军，“你放心，厂里有我在，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就绝不会让工人散了伙，绝不会让红旗罐头厂的牌子倒了。你在外面，要是受了委屈，要是遇到了难处，隨时给我写信，隨时回来，咱们是兄弟，一辈子的兄弟，有什么事，咱们一起扛！”
“好。”陈建军用力点头，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哽咽著，说不出一句话来。他能感受到陈建国手掌的温度，能感受到兄弟之间的情谊，这份情谊，比山重，比海深，是他前行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回到家时，天色已经完全黑了。窗外的雪，还在下著，鹅毛般的大雪，把整个院子都覆盖了，一片洁白。屋子里，一盏昏黄的煤油灯，散发著微弱的光芒，照亮了小小的屋子。
妻子李慧正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地把叠好的衣服，一件件放进帆布包里。她的动作很轻，很慢，像是在做一件无比珍贵的事情。六岁的儿子陈磊，趴在床边，手里紧紧攥著一张画，画纸上，是一个穿著蓝色工作服的男人，个子高高的，脸上带著笑容，旁边歪歪扭扭地写著“爸爸”两个字，还有一颗用红色蜡笔涂成的爱心。
听到开门声，陈磊猛地抬起头，看到是陈建军，眼睛瞬间亮了起来，然后又迅速红了。他从床上跳下来，快步跑到陈建军身边，伸出小小的手，紧紧地抱住他的腿，仰著小脸，睫毛上还掛著晶莹的泪珠，声音带著浓浓的哭腔，委屈地问：“爸爸，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吗？你是不是不要磊磊了？我不要你走，我要你陪我上学，陪我玩，好不好？”
陈建军的心，像是被刀割一样疼。他连忙蹲下身，把儿子紧紧地抱进怀里，鼻尖轻轻蹭著儿子柔软的头髮，感受著儿子身上的温度，泪水再也忍不住，顺著脸颊滑落，滴在儿子的衣服上，晕开一小片湿痕。“磊磊乖，爸爸不是不要你了，爸爸是要去深圳工作，去给你挣好多好多的钱，给你买好吃的，买好玩的，给你买新衣服，好不好？”
他从口袋里掏出那枚黄铜厂徽，轻轻地放在儿子的小手里，温柔地说：“磊磊，这是爸爸厂里的徽章，你替爸爸保管著，好不好？你要好好听话，好好读书，等爸爸回来，就用这个徽章，给你换一个最大最大的罐头，比咱们厂里生產的任何一个罐头都大，好不好？”
陈磊紧紧地攥著那枚黄铜厂徽，黄铜的温度，透过小小的手掌，传到他的心里。他用力点头，小脑袋像拨浪鼓一样，眼泪依旧在掉，却带著一丝期待，哽咽著说：“好，爸爸，我一定好好听话，好好读书，我会帮你保管好徽章的。你一定要早点回来，我会想你的，每天都想你。”
李慧走了过来，轻轻地帮陈建军理了理有些凌乱的衣领，动作温柔得像是在抚摸一件稀世珍宝。她的眼睛红红的，显然是刚刚哭过，却努力挤出一丝笑容，声音温柔却坚定：“我把你那件厚棉袄叠在最上面了，深圳的冬天虽然没有咱们这里冷，但早晚温差大，你要记得多穿点衣服，別冻著了。家里的事，你就別操心了，我会照顾好磊磊，照顾好爸妈，把家里打理得好好的，让你在外面，能安心工作。”
她从怀里掏出一个厚厚的布包，小心翼翼地递给陈建军，“这里面是8000块钱，是我和你攒了五年的积蓄，原本是想给磊磊买学区房的。现在，你拿著，这钱是你的底气，到了深圳，別太委屈自己，別让人家看不起。要是遇到难处了，別硬扛，记得给家里写信，我和磊磊，永远等著你回来。”
陈建军接过布包，布包厚厚的，沉甸甸的，里面不仅装著钱，更装著妻子的牵掛和期盼。指尖传来布料的温度，心里却像被刀割一样疼。他紧紧地抱住妻子和儿子，把他们紧紧地搂在怀里，仿佛要把他们的温度，把他们的牵掛，都刻进自己的骨血里，带到遥远的深圳，成为自己前行的力量。
深夜，绿皮火车缓缓驶出江西站。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像是在叩击著时代的大门，也像是在叩击著陈建军的心。他坐在靠窗的位置，怀里紧紧抱著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里面装著他的技术笔记、罐头配方，装著工友们凑的500块钱，装著家里攒的8000块钱，还有那枚承载著无数牵掛的黄铜厂徽。
窗外的夜色浓稠得像化不开的墨，只有远处零星的车灯，像一颗颗微弱的星星，在黑暗中闪烁。寒风从车窗的缝隙里钻进来，带著刺骨的寒意，却吹不灭他胸腔里的那团火。
陈建军缓缓打开帆布包，拿出那本泛黄的市场调研笔记，翻开扉页，上面是他亲手写的一行字，字跡工整而坚定：“市场经济是时代发展的方向，是改变命运的机会。”
火车依旧“哐当哐当”地往前开，朝著南方，朝著那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经济特区，缓缓驶去。陈建军望著窗外渐渐远去的家乡，望著渐渐远去的城市，眼泪终於忍不住，再次滑落下来。他知道，自己踏上的，不仅仅是南下的火车，更是一条布满荆棘、充满未知的闯路。前方，有未知的风险，有旁人的质疑，有难以想像的困难，有吃不完的苦，受不完的罪。
可他的心里，却燃著一团火，一团永不熄灭的火。这团火，是工友们的信任，是兄弟的情谊，是家人的牵掛，是他对未来的期盼，是他改变命运、拯救工厂的决心。
他抬手，轻轻摸了摸领口的黄铜厂徽，黄铜的温度，依旧滚烫，像是一颗跳动的心臟，温暖著他的全身，也照亮了他前行的路。
1992年的冬天，赣北的雪，还在下著。无数像陈建军一样的人，背著行囊，带著对未来的憧憬，带著破釜沉舟的勇气，带著家人的牵掛，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他们告別了家乡，告別了亲人，告別了熟悉的生活，奔赴那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南方特区，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努力闯出一片属於自己的天地。
而红旗罐头厂的灯光，依旧亮在赣北的寒夜里，像一盏明灯，照亮了回家的路。它静静地等待著，等待著那个承诺“三年內必回”的人，等待著那个能让它重新红火起来的人，也等待著一个属於国营厂的，充满希望的明天。
他摸了摸领口的厂徽，黄铜的温度依旧滚烫。
1992年的冬天，无数像陈建军一样的人，背著行囊，踏上了南下的列车。他们带著对未来的憧憬，带著破釜沉舟的勇气，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努力闯出一片属於自己的天地。而红旗罐头厂的灯光，依旧亮在赣北的寒夜里，等著那个承诺“三年內必回”的人，也等著一个属於国营厂的，充满希望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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