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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龙说几句就停顿一下，让斯当东翻译给他的同伴们听。
隨著刘玉龙娓娓道来，巴麦尊五人的眼睛都亮起来了，这正是他们最想要的东西。
大汉的异常广阔的潜在市场，实在是太诱人了。
但是双方的距离实在太远了，只有奢侈品才能支持这样的远洋贸易。
不列顛本土没有什么受欢迎的奢侈品，以往只能从印度向大汉输出一些简单商品。
不列顛本土的商人无法从中赚取到多少利润。
如果能够在大汉本土生產的话，那不列顛本土的普通商品就同样能够获得利润了。
问题在於是商人们是否愿意远渡重洋，来充满不確定性的大汉投资。
十八世纪末期的时候，不列顛曾经禁止蒸汽机出口。
最严厉的时候，走私蒸汽机最高可判死刑。
马戛尔尼送给乾隆的也是蒸汽机模型，而不是实际的蒸汽机。
但是进入十九世纪之后，弗朗斯、花旗国、独意志地区开始独立生產蒸汽机。
虽然技术水平落后於不列顛，但也已经能够稳定运行了。
於是不列顛议会在1825年解除了禁令，允许蒸汽机厂商对外国出口蒸汽机，以便与弗朗斯和独意志的蒸汽机厂商爭夺市场。
国际蒸汽机市场的爭夺战，算是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第一个心跳。
自此以后，世界贸易竞爭活动越来越充分，资本家开始將一切能卖的东西卖给任何人。
一直到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才再次出现了各种形式的技术管制。
这一次不列顛人来给大汉新皇帝送礼，就带来了一整套史蒂芬孙公司生產的蒸汽机车。
刘玉龙说不列顛人可以来大汉建厂生產，也確实会允许他们来大汉投资建厂。
但是，大汉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也基本不可能变成资本主义国家，除非皇室和朝廷成为最大的资本家，进入国家资本主义时代。
刘玉龙不可能允许纯粹的商人和资本直接影响国家最高权力，最多是允许民间小规模的自由市场作为官营產业的补充。
资本主义与工业化也没有必然联繫。
欧洲近代最资本主义的荷兰和义大利地区没有出现工业革命，甚至在进入工业时代之后反而变成了相对弱小的国家。
东方最接近资本主义的时代是南宋和明朝后期。
特別是明朝江南的土地经营完全资本化了，完成了所有权和经营权的明確区分，还有集中租赁小块土地合併经营的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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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与独裁或者民主也没有必然联繫。
东方帝国天然適合官营计划经济，自前汉盐铁官营距离以来就是如此。
可以通过官营產业主动启动工业化。
所以就算是不列顛人来大汉投资建厂，他们最大的客户始终都只能是大汉朝廷。
铁路运营权只能完全属於朝廷，不可能开放给民间。
不列顛的商人和投资者基本不可能接受，所以刘玉龙提出的其实是一个虚假的需求。
刘玉龙说完，等著斯当东也翻译完，就吩咐身边的鸿臚寺卿吴其濬：
“送他们回去吧，回礼按照太祖时的標准即可。”
吴其濬领命起身向前：
“会见已经结束，诸位请离开吧。”
巴麦尊、斯当东、律劳卑、戴维斯、义律等人知道，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好说的了。
皇帝已经多次明確表態，不会继续討论其他问题，不列顛的诉求一概拒绝。
不过换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巴麦尊、斯当东等人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大汉愿意进口包括蒸汽机在內的各种不列顛商品，只不过必须来大汉生產而已。
至於商人愿不愿意来，那是商人们自己的问题。
皇帝驱逐不列顛商人，那属於商人们自找的意外，与自己这个使团没有关係。
甚至於因为自己的抵达，提前开始了相关问题的协商。
不用等消息传到不列顛，议会再派人前来协商，节省了至少一年的时间。
於是巴麦尊等人便向刘玉龙行礼告退了。
吴其濬带著他们出了万寿宫，安排马车送他们返回鸿臚寺的礼宾馆。
顺便给他们发放刘玉龙和大汉的回礼。
刘德胜不怎么重视外交事务，无论是藩属国朝贡还是其他蛮夷来访问，回礼都非常简单。
没有金银珠宝，只有几套衣服，几包茶叶，几套瓷器，几本经典书籍。
这些都是神州的特產，但都不是皇家使用的东西。
都是民间市场上销售的產品中较为高档的，相当於富贵人家用的东西。
这种水平的手工业品，放到藩属和欧洲已经是顶级了，明显高於正常出口的民间產品。
巴麦尊五人自己各得了一份小的，还有给不列顛国王的一份大的，不列顛事实上的王储维多利亚一份略低於国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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