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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我们要解决的难题，”福尔摩斯回答说，“至于我的打算，我要这样着手。我认为我的论据是正确的，而且这是一起双重犯罪案件。一只耳朵是女人的，形状小巧，穿过耳洞。另一只是男人的，皮肤被晒得很黑，已经变色，也穿过耳洞。这两个人可能已经死去，否则我们早就会听到他们的消息了。今天是星期五，包裹是星期四上午寄出的。那么，悲剧可能发生在星期三或星期二，或者更早一些。如果这两个人已经被杀害，那么，不是凶手把这谋杀的信息送给库辛小姐的又是谁呢？我们先这样设想，寄包裹的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把包裹寄给库辛小姐有他的理由。但是，他的理由是什么呢？一定是告诉她，事情已经办完！或者是为了使她痛心。这样一来，她就应该知道这个人是谁。她知道吗？我对此深表怀疑。如果她知道，她又为什么要报警呢？她大可以把耳朵埋起来了事，谁也查不出来。如果她想包庇罪犯的话，她应该这样做。反之，如果她不想包庇他，她就会说出他的姓名。这就是难题所在，需要我们去调查清楚。”他茫然地盯着外面的园篱笆，说话的声音高亢而急促，但现在，他迅速地站了起来向屋里走去。
“我有几个问题想要问问库辛小姐。”他说。
“那我先告辞了，”雷斯垂德说，“我手头还有些琐事要处理。我想我没有需要进一步向库辛小姐了解的问题了。你可以到警察局找我。”
“我们上火车的时候，会顺路去看你的。”福尔摩斯回答说。过了一会儿，他和我走进前屋，那位冷漠的女士仍然静静地在绣她的椅套。我们走进屋时，她把椅套放到膝上，用她那双坦率、探索的蓝眼睛看着我们。
“先生，我确信，”她说，“这件事是一个误会，包裹根本就不是寄给我的。这一点，我已经对苏格兰场的那位先生说过多次了，可是他总是对我一笑了之。我清楚的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为什么有人要这样捉弄我呢？”
“我也这样认为，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一边在她旁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我想更可能的是……”他停住了。我奇怪地看了看他，只见他死死盯住这位小姐的侧面。忽然间，他焦急的脸上显出惊奇和满意的神色。当她抬起头来寻找他不说话的原因时，他已经恢复了原来平和而谨慎的神态。我仔细观察着她那光滑而灰白的头发，整洁的便帽，金色的小耳环和她那平和的面容，但是，我却没有发现让我的朋友惊奇的东西。
“我有一两个问题……”
“噢，又是问题，我已经受够了！”库辛小姐不耐烦地说。
“我想，你有两个妹妹。”
“你怎么知道的？”
“进屋的时候，我看见壁炉架上放着一张三位女士的合影。毫无疑问，其中一位是你本人，另外两位长得跟你很像，你们之间的关系很显然，不用怀疑。”
“对，你说得对。那是我的两个妹妹，萨拉和玛丽。”
“在我身子的旁边还有一张照片，是你妹妹在利物浦拍的。身旁的男子，从穿的制服来看，可能是海轮上的船员。我猜测，当时她还没有结婚。”
“你观察得真仔细。”
“这是我的工作。”
“嗯，你说得很对。之后没过几天她就嫁给布朗纳先生了。拍这张照片的时候，他在南美洲航线上工作。可他深爱她，不肯长期与她分离，于是就转到利物浦到伦敦这条航线的船上工作。”
“噢，是‘征服者’号吧？”
“不是。我之前听说是在‘五朔节’号。吉姆曾经来看过我一次。那是在他开戒之前。后来他一到岸上就喝酒，喝一点就发酒疯。唉，他重新拿起了酒杯之后，日子就很糟糕了。他总跟萨拉吵架，跟我也没什么来往。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很明显，库辛小姐谈到一个她感触很深的话题了。如大多数过着孤独生活的人一样，刚开始时她很寡言少语，后来就滔滔不绝了。她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她那个当服务生的妹夫的情况，然后又把话题扯到了她原先的几个学医的学生房客身上，关于他们，她说了好半天，还告诉我们他们的姓名，在什么医院工作。福尔摩斯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放过任何信息，不时地提出问题。
“至于你的第二个妹妹萨拉，”他说，“既然你们两位都没有结婚，很奇怪你们怎么不住在一起？”
“唉，如果你了解萨拉的性子，你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到克罗伊登以后，我试过跟她住在一起，一直到两个月前才不得不分开。不是我想说我妹妹的坏话，但她总是喜欢管这管那，她真的很难相处。”
“你说她跟你在利物浦的亲戚发生过不愉快？”
“是的，但他们之前可是最要好的朋友。她到那里住本来是想跟他们更亲近。可事与愿违，她对吉姆·布朗纳总是恶言恶语。她住我这儿的最后半年中，关于吉姆·布朗纳的评价除了说他酗酒和爱耍心机之外再没其他。我猜是因为他发现了她好管闲事的毛病，大骂了她一顿，事情就是这样来的。”
“谢谢你，库辛小姐，”福尔摩斯说完，站起来点了点头，“你刚才说你妹妹住在瓦林顿的新街，对吗？再见。如你所说，你被一件和你毫无相关的事折磨得很烦恼，我对此感到抱歉。”
我们出门的时候，正好一辆马车经过。福尔摩斯叫住了马车。
“这里离瓦林顿有多远？”福尔摩斯问道。
“只有半英里，先生。”
“很好。上车，华生。我们要抓紧时间。虽然这只是个简单的案子，但这里边有两个非常有意思的细节。车夫，到了电报局门口请停一下。”
发了一封简短的电报之后，福尔摩斯就一路靠在车背上，把帽子斜搭在鼻子上，遮住迎面射来的阳光。车夫把马车停在一座宅子前面。这座宅子和我们刚才离开的那座很相似。我的同伴吩咐车夫等候着，他刚要伸手叩门环，门就打开了。台阶上出现一位面容严肃、头戴一顶有光泽的帽子、身穿黑衣的年轻绅士。
“库辛小姐在家吗？”福尔摩斯问。
“萨拉·库辛小姐病得很严重，”他说，“她昨天刚刚患上了脑病，而且很严重。作为她的医药顾问，我不允许任何人打扰她休息。请您十天以后再来。”他戴上手套，关上门，向街上大步走去。
“好吧，不见就不见。”福尔摩斯开心地说。
“也许她没有什么可以告诉你的。”
“我并不指望她告诉我什么，我只想看看她。不过，我想我已经得到我想得到的东西了。车夫，送我们到一家好饭馆，我们到那儿去吃午饭，然后再到警察局拜访我们的朋友雷斯垂德。”
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高兴的午餐，吃的时候，福尔摩斯聊的都是小提琴，其他的什么也不说。他兴致勃勃地讲他是怎样买到他那把斯特拉地瓦利斯提琴的。那把提琴至少值五百个畿尼。他从托特纳姆宫廷路的一个犹太掮客手里了五十五个先令就买了来。他从提琴又谈到帕格尼尼。我们在那里待了一个小时，他一边喝着红葡萄酒，一边跟我聊关于这个杰出人物的种种趣事。下午的时光不知不觉就已经过去了，炙热的太阳此时已经变成了柔和的晚霞。我们来到警察局，雷斯垂德站在门口等着我们。
“这是你的电报，福尔摩斯先生。”他说。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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