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7章 暗流涌动的罗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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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报导描绘了一个他所嚮往的景象：

工人士兵苏维埃、工厂委员会、土地改革……。

报导特別提到一个名字：卡尔·韦格纳。

“一个军人出身的社会主义者……”墨索里尼喃喃自语，心中涌起一种奇异的共鸣。

他自己也是从社会党激进派转型（儘管是被开除），也相信暴力革命，也崇拜行动力。

但韦格纳做到了他不敢想的事——在欧洲心臟地带建立了一个稳固的红色政权。

墨索里尼做了一个决定。他找出1914年被社会党开除时撕碎的党证残片，用颤抖的手给米兰的义大利社会党支部写了一封信：

“同志们，过去几年的迷惘让我付出了代价。如今歷史给出了新的答案——看看柏林吧！那才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应有的形態。我请求重新审查我的立场，我愿意在党的纪律下工作，为义大利的解放贡献力量。”

回信在一周后送达，简短而冰冷：

“本党认为您在1914年的行为不可原谅。您对战爭的支持已证明您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另：

您最近在报纸上发表的言论中仍充斥著民族主义情绪，这与无產阶级国际主义原则相悖。”

他不死心。既然义大利的同志不理解他，那么也许——也许柏林的同志能理解？

2月，他通过瑞士的中间人，向柏林寄去一封长信，收件人直接写了“卡尔·韦格纳同志”。

信中，他详细阐述了自己对“德国式社会主义革命”的钦佩，分享了自己早年对社会党的贡献，甚至暗示愿意“在国际革命事业中扮演角色”。

石沉大海。

三个月过去了，没有任何回音。那时的德国还处在忙碌的基础建设和內部整合之中，这封信有没有穿越奥地利抵达德国境內谁也不知道。

“真正的无產阶级先锋……”

墨索里尼苦笑著重复这句话，把信稿扔进壁炉。

火焰吞噬纸张时，他想起了葛兰西——那个在都灵工厂委员会运动中崭露头角的年轻马克思主义者。是的，那才是义大利共產党想要的“先锋”，不是他这个有过“污点”的前社会党人。

但墨索里尼心中最深切的渴望仍未熄灭。

1919年春天，他做了一个更疯狂的决定：

亲自去柏林看看。他变卖了几件值钱物品，弄到一份记者证件，准备以採访名义前往德国。他想亲眼看看韦格纳创造的奇蹟，想站在那个让他既嫉妒又崇拜的人面前，亲口问：“你看不出我们其实是同类吗？都是行动者，都是要打破旧世界的人！”

行程定在4月15日。

但4月10日，米兰爆发了警察与失业退伍军人的大规模衝突。作为退伍军人团体里小有名气的鼓动者，他被警方盯上，护照被暂扣“配合调查”。等他摆脱麻烦，已是5月。

而这时，义大利的局势已经天翻地覆——工厂占领运动达到高潮，义大利共產党影响力急剧扩张，墨索里尼的那些退伍军人簇拥天天来找他：

“贝尼托，我们该怎么办？共產党要把工厂都占了！”

他被困住了。一边是未能成行的柏林之旅，一边是义大利沸腾的阶级斗爭。

最终，墨索里尼还是把墙上残存的社会党宣传画全部撕碎。然后坐到桌前，开始起草一份全新的纲领。

標题是：《战斗的义大利法西斯——反对一切旧势力的民族革命宣言》。

“既然红色的大门对我关闭了，”

墨索里尼写著，

“那我就自己开一扇门。一扇更大、更耀眼、只属於我自己的门。”

从那一天起，曾经的“红色贝尼托”彻底死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个要证明“没有你们，我照样能创造歷史”的墨索里尼。

他的法西斯主义，从此带上了一种深刻的怨念色彩：

他借鑑红色德国的组织技术，却宣称“这是罗马军团传统的现代復兴”。

他模仿无產阶级专政的集中原则，却包装成“领袖与民族的神秘结合”。

他甚至盗用社会主义的部分经济纲领（反大资本、社会福利），却坚称这是“民族的、非阶级的社会主义”。

埋藏在墨索里尼心里最深层的秘密是：

法西斯主义，是一个被红色阵营拒绝的天才（他自认为）的报復性创造。

他要向义大利、向欧洲、向柏林证明：

你们不要我？好，那我就建一个比你们更强大、更受欢迎、更能吸引人民的运动。我要让你们后悔。

回到现实：1926年10月23日，威尼斯宫。

墨索里尼从漫长的回忆中挣脱，眼前的巴多格里奥、齐亚诺等人还在等待他的回应。

“投降？向那些赤色分子投降？”

墨索里尼有些崩溃了，

“你们知道吗……我曾经想成为他们。我写信，我请求，我甚至想买票去柏林……”

“但他们不要我。

葛兰西说我是投机分子，韦格纳连信都不回。而现在——”

墨索里尼猛地抬头，

“现在他们的坦克到了佛罗伦斯，你们却要我去求他们接受？像一条被赶出门又摇著尾巴想回去的狗？”

巴多格里奥愣住了。他从未见过领袖露出这种表情。

“领袖，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就是现在的事！”

墨索里尼咆哮，

“我用了七年时间，建起了这个国家，这个运动，就是为了证明他们错了！证明没有他们那一套，义大利照样能伟大！

现在你们要我承认，我错了？他们对了？”

墨索里尼整个人像被抽空了般跌坐回椅子：

“那我这七年算什么？一场笑话吗？”

许久，墨索里尼用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

“告诉国王，告诉柏林，告诉所有人：

墨索里尼寧可戴著法西斯领袖的面具下地狱，也绝不摘下面具，去乞求一顶他们早已拒绝给我的红色帽子。”

因为他的人生，从1919年那个被拒绝的春天起，就成了一场漫长的、向所有否定他的人证明“你们看错我了”的表演。

而这场表演，必须以他选择的方式落幕——哪怕落幕的方式，是拉著整个国家陪葬。

“出去。”墨索里尼低声说，“都出去吧。”

幕僚们沉默地退了出去。

门关上时，当所有人离开后，墨索里尼独自坐在昏暗的办公室里，望著墙上那张1922年“向罗马进军”的巨幅照片。

照片上的他意气风发，黑衫军紧紧跟隨著他。

良久，墨索里尼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旧信封。信封已经泛黄，上面是他亲手写的德文地址：“an den vorsitzenden des volksrats, berlin.”（致人民委员会主席，柏林）

信从未寄出。或者说，寄出了，但永远等不到回音。

他把信封凑近壁炉火焰。火舌舔上来时，他低声说了最后一句话，

“你本可以拥有我的，韦格纳。现在，看看你造就了什么样的敌人。”

纸化为灰烬，飘散在威尼斯宫华丽的波斯地毯上。

而在遥远的柏林，韦格纳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这个穿越者建立的红色德国，曾在某个平行时刻，差点接纳了一个叫墨索里尼的义大利人。

而歷史的蝴蝶效应，有时会以最私人化的恩怨，塑造最宏大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