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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个念头只是一闪而过，便被他按下了。
凭什么？ 他问自己。
他与这位患者非亲非故，只是一名参与会诊的实习医生。
暴露自己最大的秘密，灵田空间和灵泉——去拯救一个因家属最初选择而错过最佳时机的陌生人？
这其中的风险与代价，他承担不起，也没有义务去承担。
他不是圣人，更不是无私到不顾自身安危的殉道者。
在这个时代，个人的秘密往往意味著无法预料的灾祸。
真正的医生，是在现有条件和规则下尽最大努力的人，而不是拥有超自然手段就必须无偿奉献的人。
因此，林天才没有开口，他保持著一名实习医生应有的沉默和姿態。
梁主任、刘主任等人，同样面色凝重地摇头。
作为医生，他们必须基於现实做出判断，而不是给予虚无縹緲的希望。
此时再提方案甲，已非救治，而是鲁莽甚至可能加速死亡。
李同志听完解释，像是被抽乾了所有力气，瘫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肩膀剧烈地抖动起来。
希望燃起又瞬间破灭，而且是被自己当初的选择所扼杀的希望，这种痛苦和自责，几乎將他淹没。
最终，儘管医院竭尽全力进行最后的抢救，老干部还是在几天后，因多器官功能衰竭，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悲痛过后，便是汹涌的愤怒与不甘。
李同志和家人在极度悲伤和自责之余，將一部分怒火转向了当初强烈反对方案甲，並间接促使他们做出保守选择的杨善副院长。
“都是他，他一个管行政的，懂什么医术！凭什么指手画脚，干扰专家组的治疗方案！”
李同志带著家人，直接衝到了杨善的办公室，情绪激动地指责，“要不是你们这些外行领导怕担责任，非要搞什么两个方案让我们选，我父亲说不定还有救，你们这是变相地推卸责任！是瀆职！”
杨善试图以“尊重家属选择”来解释，但沉浸在丧亲之痛和悔恨中的家属根本听不进去。
他们认定了是杨善等人的保守和干涉，导致了有效治疗方案的延迟和最终错过。
事情並未就此结束。
悲愤交加的李同志，动用了家庭的一些关係和影响力，直接向更上级的卫生主管部门反映了情况。
他们的指控核心在於：协和医院部分行政领导，因不懂业务、害怕担责，以“尊重家属选择”为名，將本应由医院和医生基於专业判断决定高风险的治疗方案选择权，不恰当地完全推给了处於焦虑和无助中的家属，实质是推卸专业责任，导致了患者错失可能的救治时机。
这个指控，在当时的医疗管理环境下，相当敏感且具有衝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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