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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皮火车是在凌晨五点半驶离江北站的。
月台上昏暗的灯光在潮湿的晨雾中晕开一片昏黄。母亲张秀兰往陈默手里塞了一包用毛巾裹著、还烫手的茶叶蛋，嘴唇哆嗦了几下，最终只反覆叮嘱：“到了就给家里写信，缺啥，就说，別委屈著自己。“她的眼睛红肿著，显然一夜未眠。
父亲陈建国站在她身后半步远的地方，双手插在那件洗得发白、领口和袖口都已磨出毛边的蓝色工装裤兜里，下頜线绷得紧紧的，一言不发。直到火车汽笛发出嘶哑的长鸣，车轮即將转动的一剎那，他才猛地一步上前，將一个用旧报纸包得四四方方、砖头般结实的东西，狠狠塞进陈默的背包最深处。
“拿著。“父亲的声音沙哑，像砂轮磨过铁锈，“別声张。“
火车开动了。陈默把半截身子探出车窗，用力挥手。母亲跟著缓缓启动的列车小跑了几步，终於忍不住別过脸去，用袖子使劲擦著眼睛。父亲的身影却始终钉在原地，像一尊沉默的铸铁雕像，在晨曦的微光与瀰漫的煤灰中，越来越小，最终被整个熟悉的、破败的厂区背景吞噬。
陈默瘫坐在硬座车厢里，鼻腔里还残留著家里那股熟悉的、混合著肥皂和劣质菸草的味道。他深吸一口气，颤抖著手，打开那个沉甸甸的旧报纸包。
里面是厚厚一沓钱。
有簇新的百元大钞，但更多的是皱巴巴、印著无数指纹的十元、五元纸幣，甚至还有几张泛黄的一元旧钞。最上面一张十元纸幣的角落，赫然沾著一小块已经发黑、却依然清晰可辨的、黑绿色的机油污渍。
陈默的眼泪猛地涌了上来，视线瞬间模糊。这不是钱。这是父亲陈建国，这个八级钳工，用那双布满老茧、指甲缝里永远嵌著油污的手，一分一厘攒下的一生，是他的重量，是他沉默的骄傲，和他能为儿子掏出的全部。
他几乎能想像出，父亲是怎样在深夜，就著昏黄的灯光，从那个宝贝的铁皮盒子里，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票子数了又数，然后用他摆弄精密仪器的手，仔细地包好。这包钱，比任何话语都更沉重地砸在陈默心上。
大学生活像一幅过於鲜艷和喧囂的画卷，在陈默面前猛地展开。一切都是新的：高大的教学楼、藏书如海的图书馆、来自天南地北、操著不同口音的同学，以及老师们口中层出不穷的新名词——“市场经济“、“全球化“、“资讯时代“。
在“经济学原理“的课堂上，老教授慷慨激昂地讲著“效率优先“、“优胜劣汰“、“资產重组“。陈默坐在下面，笔记本上记满了密密麻麻的要点，心里却像有十五个吊桶打水。他想起离厂前那片“减员增效“的標语，想起赵斌叔按下红手印时颤抖的手，想起父亲说起“工具机当废铁卖“时通红的眼眶。
这些鲜活的人和事，在课本冷冰冰的理论面前，显得如此格格不入，甚至有些……残忍。他试图將这些理论写信告诉父亲，用儘可能浅白的语言解释“阵痛“和“长远发展“。他写道：“爸，这是时代的潮流，旧的產能被淘汰，新的產业才能发展起来，这是进步的必然代价。“
父亲的回信，依旧是用厂里信纸写的，字跡工整如刻，却透著沉重。信里绝口不提那些“大道理“，只是反覆叮嘱：“在外面，要踏实，別好高騖远。““手艺是根本，到啥时候都饿不死手艺人。““厂里正在动员大家买断，这是为国家减轻负担，咱得识大体。“
信的末尾，他才似乎不经意地提了一句：“刘副厂长带人来估了机器，价格低得……不像话。“
陈默捧著信，仿佛能看到父亲伏在昏暗的灯下，一笔一画写回信的样子。他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他在这边学著如何让资源更“高效“配置，而父亲在那边，正和那些被视为“低效“的机器一起，面临著被“配置“掉的命运。他的新观念，像拳头打在父亲那堵用沉默和坚守筑成的厚墙上，连个回声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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