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章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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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显著的价格上涨趋势相伴的，是18世纪被经济史学家称为“大稳健”的现象。在整个18世纪（尤其是1750年以后），粮食价格的年度波动幅度、季节性涨跌落差以及地区间的价格离散程度显著低於之前的16、17世纪。布兰登堡地区黑麦价格在17世纪的年度间波动常超过±50%，而18世纪下半叶大部分年份的波动被压制在±25%以內（战爭年份除外）。

这种稳定性主要归因於交通运输条件的有限改善（內陆水道与道路）、市场信息传递效率的提高、国家在饥荒时期尝试的平准机制（如粮仓）、以及跨区域市场整合的增强。这种降低了的波动性，意味著“名义价格”的变化趋势对农业生產者而言，其信號意义变得更加清晰可靠。价格信號“噪音”的减少，使得生產者可以更多地依据持续上涨的名义价格趋势进行投资决策。

面对食品价格的长期上涨预期，德意志农业生產者最直接的供给反应是对未利用或低利用土地进行大规模垦殖。从1740年开始，仅布兰登堡一地，通过排水、砍伐森林和清理灌木开垦的土地就达到约18万摩根，相当於增加了4.59万公顷耕地。

奥地利从进入十八世纪之后，就一直在兴修水利，拓宽多瑙河的支流，修建运河，所用花费大部分都由皇室出资。

在波美拉尼亚，腓特烈二世於1747年启动的奥得河治水工程，包括在下游开凿总长55公里的“腓特烈渠“以取代原有弯曲河道，使通航距离缩短40%；河床被统一疏浚至4.8米深度，並沿河岸修建118公里石质堤坝与234公里土堤，配套设置32座泄洪闸。在瓦尔塔河三角洲区域，引进86台荷兰式风车进行排水，每日排水量达25万立方米。

工程总耗资最终达58815万塔勒，其中78%由王室財政直接拨付，远超最初230万塔勒预算。在1750至1770年建设高峰期，每年平均投入15万塔勒，占財政支出的3%至5%，该工程共新增耕地34500公顷。开垦大规模沼泽、荒地和改造森林依赖於大型水利工程和公共资金投入，这远超普通农民或庄园主的財力与技术能力，因此邦国政府成为重要的推动者与资助方。

除了前述的普鲁士奥得河工程外，巴伐利亚选侯国在卡尔·特奥多尔选侯主导下，於1770年开始对多瑙河支流实施综合治理。1772年设立的“沼泽排乾委员会”对伊萨尔河流域进行重点整治，在慕尼黑至兰茨胡特河段裁直17处弯曲河道，新建42公里护岸堤；针对埃尔丁沼泽实施分层排水技术，开挖46公里主排水渠及210公里支渠网络。该工程开发耕地8860公顷，吸引1242户移民定居。同期进行的因河下游工程在布劳瑙至帕绍河段建造3座泄洪堰，其中施塔姆哈姆堰长度达187米；改造22处洪泛区后新增5400公顷草场。工程总耗资89.7万古尔登，王室资金占比63%。

汉诺瓦选侯国在英国国王兼汉诺瓦选帝侯乔治三世资助下推进吕訥堡荒原开发。於1764年实施大规模土壤改良，在盖斯特地区每公顷掺入300马车黏土以改良沙质土壤；配套修建39公里“国王渠”主排水道及147公里支渠网络。该工程赋予垦殖者20年免税权。威悉河治理工程始於1771年，在明登至不莱梅航段清除21处河道礁石，建造4座船闸。工程总耗资43万塔勒，其中80%来源於英国王室年金，整个荒原改造工程共开垦土地11800公顷。

巴登边区的马克伯爵卡尔·弗里德里希自1765至1778年间主持莱茵河上游改造工程。在凯尔至菲利普斯堡河段修筑高度为4.2米的防洪堤43公里，並开凿14.7公里长的阿尔伯分流渠，渠面宽度统一为48米。工程新增耕地3700公顷，工程总耗资28.4万古尔登全部由伯爵领地財政承担。

同时，耕作制度革新虽缓慢但还是有进展的，三圃制在部分地区开始被轮作制或改良轮作替代。这种制度允许农民在休耕地上种植“绿肥”，特別是豆科植物苜蓿和红豆草，种植苜蓿后的冬小麦每公顷產量从改良前的1035公斤提升至1275公斤，这种增產主要源於豆科植物根系固氮作用带来的土壤养分积累。

儘管德意志在18世纪下半叶也兴起了农业改良思想和农会组织，如1763年成立的普鲁士皇家农业协会、1769年建立的莱比锡经济学会、以及巴登、巴伐利亚等地类似社团，但其影响力主要局限於知识分子、官员和大型庄园主，对广大小农生產实践的渗透极为有限。

因此，这一时期的供给响应主要还是依靠扩大耕地外延（开垦）和优化內部使用（牧场转耕、休耕地利用）来实现，而非以科学技术驱动的土地生產力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