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但这与打击世家 扶持寒门有何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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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4章 但这与打击世家 扶持寒门有何关联？

贞观十六年七月，长安暑气正盛。

两仪殿传出的一道詔令，让李承乾的心绪不寧。

詔令內容简明扼要，甚至在大唐绝大多数臣工看来，理所应当，无可指摘。

“隋季政衰，徭役繁剧，民有自折肢体以避其役者，谓之『福手』、『福足』。此风相沿，至今未绝，实乃前朝弊政遗毒，亦为国法纲纪所不容。自今以后，有此自伤残害者，据律加罪，其赋役依旧不得免除！”

詔令由中书省颁行天下，措辞严厉，意在彻底剜除前隋留下的这颗毒瘤，维护国家赋役制度的严肃性。

强化朝廷对地方、对编户齐民的掌控力。

消息传至东宫显德殿时，李承乾正在批阅一份关於淮南道劝课农桑的奏报。

宦官將那抄录的詔令文书恭敬地呈上时，他起初並未在意，只当是寻常政令通传。

然而，当他的目光扫过“福手”、“福足”那几个刺眼的字眼，以及“据法加罪，仍从赋役”的冰冷结论时，捏著奏报的手指，不由自主地收紧，指节微微泛白。

殿內放置了冰鉴，丝丝凉气驱散著暑热，但李承乾却感到一股莫名的燥郁自心底升起，堵在胸口，无处宣泄。

他挥退了殿內侍立的宫人，独自对著那份詔令副本，久久沉默。

脑海中，不受控制地浮现出数月前山东之行所见所闻。

那些衣衫襤褸、面有菜色的农户，那些在田埂间佝僂著身躯、与天爭食的黔首……

他们缴纳租调，他们服著徭役，他们是支撑起这大唐盛世最卑微、却也最不可或缺的基石。

而“福手”、“福足”，这个听起来带著一丝荒诞讽刺意味的称呼，背后是多少走投无路的绝望，才会让人选择用自残肢体这种极端的方式，去换取一丝喘息之机，去祈求那虚无縹緲的“福”？

父皇这道詔令，站在朝廷的角度，站在维护法度纲纪的立场，有错吗？

似乎没有。

此风確属前朝恶习，若不严禁，人人效仿，国家赋役根基动摇，还谈何征伐四方、营建宫室、治理水患？

朝廷的威严何在？

那些御史、那些部省堂官，乃至天下绝大多数读圣贤书、食朝廷禄的官员，恐怕都会称颂父皇圣明，果断剜除痼疾，彰显朝廷威仪，维护纲常秩序。

可李承乾心里，却像是打翻了五味瓶，很不是滋味。

他想起了李逸尘提及的“阶级”之分，那些居於庙堂之高者，与身处江湖之远的黎庶，他们所思所想，所苦所乐，竟是如此的天差地別。

在朝臣们眼中，“福手福足”是刁民逃避王法的恶习，是必须用律法严惩的罪行。

但在那些被迫举起斧凿砍向自己手脚的百姓眼中，这或许是他们能想到的、对抗沉重徭役的唯一、也是最惨烈的方式。

朝廷要的是秩序，是赋役。

百姓要的，仅仅是活下去。

父皇看到了秩序的破坏，看到了赋役的流失，所以他下詔严禁，用律法来维繫这一切。

这似乎是帝王理所当然的责任。

可李承乾却忍不住去想：为什么会有“福手福足”？

为什么前朝有，本朝依旧未能禁绝？

甚至需要父皇专门下詔来重申、来加重惩罚？

难道仅仅是因为百姓愚昧、畏役如虎吗？

父皇常自比尧舜，以“轻徭薄赋”自詡，贞观以来，也確曾多次减免赋税，暂停徭役，以示休养生息。

然而，“轻徭”终究不是“无徭”。

父皇似乎从未觉得，这徭役制度本身，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

他只是在“度”上进行调控，宽严相济，如同驾驭烈马，时而松韁，时而紧勒。

一种混杂著怜悯、困惑、以及一丝对父皇决策本能质疑的复杂情绪，在他心中翻腾。

他发现自己自从病中醒来，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简单地接受这道“英明”的詔令。

他需要一个人来帮他釐清思绪，需要那双能看透事物表象的眼睛。

“传李逸尘。”李承乾的声音在空寂的大殿中响起，带著一丝不易察觉的沙哑。

“孤要单独见他。”

片刻之后，李逸尘奉召而至。

他身著司议郎的浅青官袍，步履沉稳，进入殿內，依礼参拜。

“臣李逸尘，参见殿下。”

“先生免礼，看座。”

李承乾指了指身旁的席位，目光一直未曾离开他的脸。

李逸尘谢恩坐下，敏锐地察觉到太子眉宇间凝聚的阴鬱，以及那份不同於往日討论政务时的神情。

那是一种更深沉的困惑，夹杂著某种……物伤其类的悲悯？

“这道詔令，先生看过了？”

李承乾將那份抄录的詔令推至李逸尘面前。

“臣已看过。”李逸尘扫了一眼，语气平静。

这道詔令在中书省流转时，他作为司议郎，已然知晓。

“先生有何看法？”李承乾紧盯著他。

“学生要听实话。”

李逸尘略一沉吟，並未直接评价詔令本身，而是如同剥笋般，从根源说起。

“殿下，『福手福足』之俗，確为前朝恶政之延续，亦是人性在极端压迫下扭曲之產物。然其根源，不在民之刁顽，而在役之酷烈，与……制度之僵滯。”

“制度僵滯？”李承乾眉头微蹙。

“正是。”李逸尘目光沉静，言辞开始展露锋芒。

“我朝立国，承袭前朝诸多制度，租庸调法便是其一。此法核心，租为田赋，调为户税，庸即为力役替代。表面看，条理清晰。然则，这庸或直接力役，便是『福手福足』之源。”

他稍作停顿，让太子消化，继而深入剖析。

“殿下试想，徭役徵发，其根本原因何在？”

“朝廷兴建宫室、修筑城池、开闢道路、转运粮餉、戍守边疆……凡此种种，皆需大量人力。”

“而国库財政收入，尤其是货幣之收入，有限。无法完全以货幣僱佣民夫完成所有工程，故必须直接徵发民力，此其一。”

“其二，朝廷需要牢牢掌控民间劳动力，確保隨时有足够人力应对各项事务，尤其是战事与大型工程。”

“若完全放任民间，朝廷动员能力將大减。”

“其三，”李逸尘语气微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