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 归来记(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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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归来记(31)

“我没想到会再遇到她，可是上次航行回来后我被提升了，新船还没下海，所以我要和我的水手们在西顿汉姆待两个月。有一天，我在乡村的一条小道上遇见了她的老女仆特瑞莎·瑞特。特瑞莎把她的遭遇以及她丈夫的一切，详细地告诉了我。先生们，我告诉你们，这简直要使我气疯了。那个醉鬼竟敢动手打她，他连舔她的鞋跟都不配。我又一次遇见了特瑞莎。后来我见到了玛丽本人，后来又见到她一次。往后她不想再见我了。但是有一天我接到通知，要在一周内出海，于是我决定出发以前见她一次。特瑞莎总在帮助我，因为她爱玛丽，和我一样痛恨那个恶棍。特瑞莎告诉了我她们的生活习惯。玛丽经常在楼下自己的小屋里看书看到很晚。昨天晚上我悄悄地去轻轻敲她的窗户。起初她不肯给我开窗，但是我知道她内心是爱我的，她不会让我夜里在外面受冻。她低声对我说，要我到正面的大窗户，我拐过去看见窗户开着，就走进餐厅。我又一次听她亲口说出使我非常气愤的事，我也再一次咒骂那个虐待我心爱的人的野兽。先生们，我和她只是站在窗户后面，上帝作证，我们是完全清白的。这时那个人像疯子一样冲了进来，用最难听的话骂她，并且用手中的棍子朝她脸上抡去。我跳过去抓起通条，和他搏斗起来。请看我的手臂，他第一下就打中了我。然后该我打了，我像打烂南瓜似的一下将他揍死。你觉得我该后悔吗？

“不，不是他死便是我亡，更重要的是，不是他死便是玛丽死，我怎么能够让玛丽留在一个疯子的手中呢？这就是我杀死他的过程。是我做错了吗？先生们，要是你们二位处在我的位置上，又该怎么办呢？

“他打玛丽的时候，玛丽尖叫了一声，特瑞莎听到声音从楼上屋子里下来。餐具柜上有一瓶酒，我打开往玛丽的口里倒了一点，因为她已经吓得半死。然后我自己也喝了一口。特瑞莎非常镇静，是我们两人出的主意，我们把现场弄得像强盗杀人似的。特瑞莎一再给她的女主人重复讲我们编造的故事，而我爬上去切断铃绳，然后把玛丽绑在椅子上，并把绳子的末端弄成磨损的样子，不然的话，人们会怀疑强盗怎么会上去割绳子。后来我拿了一些银器，以便装成庄园遭到抢劫。接着我就走了，并且商量好一刻钟后报警。我把银器丢进水池里，就到西顿汉姆去了，我感到这是我一生中做的最大的好事。这就是事实，全部事实，福尔摩斯先生，你是不是打算要送我上绞架呢？”

福尔摩斯默默地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他走向我们的客人，握住了他的手。

他说：“你所说的和我想到的一样。我知道你的每一句话全是真实的。只有杂技演员或水手才能从墙上的托座够到铃绳，只有水手会打那把椅子上的那种绳结。这位夫人只有在那一次航海旅行时和水手有接触，她既然尽力掩护这个水手，说明水手和她社会地位相同，也说明她爱这个水手。所以你知道，我一旦抓住正确的线索，把你找出来是很容易的。”

“原来我以为警察永远不会识破我们的计谋。”

“我相信那个警察永远不会。克洛克船长，虽然我承认你是在受到极为严重的挑衅之后才行动的，可是后果是严重的。我不能肯定你的自卫是否可以算是合法。这要大英帝国陪审团来决定。可是我非常同情你，因此你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逃走，我保证没有人阻拦你。”

“这样就可以没事了？”

“肯定不会有什么事了。”

水手的脸都气红了，说道：“你怎么能向一个男子汉提出这样的建议呢？我还懂得一点法律，我知道这样一来玛丽要被当成同谋而遭到拘禁。你想我能自己溜掉而让她承担后果吗？不，福尔摩斯先生，让他们随便怎样处置我都行，可是看在上帝的分上，请你想办法使玛丽不受审判。”

福尔摩斯向这位水手第二次伸过手去。

“我只是试探你一下，这次你又经受住了考验。不过，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我已经启发过霍普金，如果他不善于思考，我就不再管了。克洛克船长，是这样的，我们将按照法律的适当形式予以解决。克洛克船长，你是犯人。华生，你是一位英国陪审员，你当陪审员最合适了。我是法官。陪审员先生们，你们已经听取了证词。你们认为这个犯人有罪还是无罪？”

我说：“无罪，法官大人。”

“人民的呼声便是上帝的呼声。克洛克船长，你可以退堂了。只要法律不能找出其他受害者，我保证你的安全。过一年后你再回到这位妇女身边。但愿她的未来和你的未来都能证明我们今夜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

第二块血迹

我原来决定写完《格兰其庄园》之后，就不再写我的朋友歇洛克·福尔摩斯先生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了。作这个决定并不是因为缺少素材，我手头上还有几百个案例没有使用过；也不是因为读者对于这位优秀人物的特立独行和独特的破案方式失去了兴趣。真实的原因是福尔摩斯先生不愿意再继续发表他的经历。其实，记录他的事迹对他的侦缉工作是有价值的，但是他已经决定离开伦敦，到苏塞克斯丘陵地带做他喜欢的研究和养蜂，所以不希望继续发表他的经历，而且再三叮咛要我尊重他的意愿。我对他说，我已经向读者表明，《第二块血迹》发表之后就结束我的故事，而且用这样一个重要的国际性案件作为压轴作品，再恰当不过了。所以，最后我得到他的同意，小心谨慎地给公众讲一下这个案件。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有些细节可能有点模糊，这是我不得不有所保留的苦衷，请读者谅解。

某年秋天——具体年份不能讲明，请读者原谅--一个星期二的上午，我们贝克街的简陋住所接待了两位驰名欧洲的客人。一位是著名的贝林格勋爵，他曾两度担任英国首相。他的鼻梁高高耸起，两目炯炯有神，神态威严。另一位肤色黝黑，面目清秀，举止文雅，虽然不到中年，可是看样子阅历很广。他就是负责欧洲事务的大臣崔洛尼·霍普先生，英国最有前途的政治家。他们二人并排坐在堆满文件的沙发长椅上，神色忧虑而焦急。可以看出，他们一定是有要事相求才来这里的。首相双手青筋凸起，紧紧握着一把雨伞的象牙柄，他看看我又看看福尔摩斯，憔悴、严肃的脸看上去很忧愁。那位欧洲事务大臣时而不安地捻捻胡须，时而又玩弄表的链坠。

“福尔摩斯先生，今天上午八点钟我发现遗失了重要文件，立即向首相汇报。遵从首相的意见，我们就来找你了。”

“您向警察报案了吗？”

首相用大家熟悉的迅速而又果断的方式说：“没有，我们不能这样做。通知警察就意味着文件将会公之于众，这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

“先生，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文件非常重要，一旦公之于众，很容易，或者说很可能使欧洲形势更加复杂，甚至说这份文件关系到战争与和平的问题。除非秘密追回文件，否则也没有必要再去折腾，因为盗窃文件的目的就是为了公布文件的内容。”

“我明白了。崔洛尼·霍普先生，请您准确地叙述一下文件是在什么情况下丢失的。”

“好，福尔摩斯先生，只要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我们六天前收到一位外国君主寄来的信。这封信事关重大，因此我不敢把它放在保险柜里，而是每天把它带回白厅住宅区我的家中，锁在卧室的文件箱里。昨天晚上还在那儿，这是千真万确的。我换衣服吃晚饭的时候，打开箱子，看见文件还在里面。今天上午就不见了。文件箱一整夜都放在我卧室梳妆台镜子旁边。我和我的妻子睡觉都很警醒，都可以肯定夜里没有人进到屋里，可是文件却不翼而飞了。”

“您几点钟吃的晚饭？”

“七点半。”

“您睡觉前做了什么事？”

“我的妻子出去看戏了。我一直坐在外屋等她。到十一点半我们才进卧室睡觉。”

“也就是说，文件箱放在那儿有四小时没人看守。”

“除了我自己的仆人和我妻子的女仆早晨可以进卧室以外，其他任何时间绝不允许任何人走进去。这两个仆人在我们这里工作很长时间了，完全可靠。此外，他们两人谁也不可能知道在我的文件箱里放着比一般公文更重要的东西。”

“谁知道有这封信呢？”

“家里没有一个人知道。”

“您的妻子一定知道了？”

“不，先生。直到今天上午出事了我才对她说。”

首相赞许地点了点头，说：“先生，我早就知道您的责任感是很强的。我深信这样一封重要信件的保密问题比家庭中的个人情感更为重要。”

这位欧洲事务大臣点了点头，说：“谢谢您的夸奖。今天早晨以前我对我的妻子只字未提这封信。”

“她会猜出来吗？”

“不，她不会，谁也不会猜出来的。”

“您以前丢过文件吗？”

“没有，先生。”

“英国还有谁知道有这样一封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