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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9章 归来记(4)
“本报付印时,谣传麦克法兰先生,因谋杀约纳斯·奥德克已被警方逮捕。逮捕证业已发出。正在诺伍德进行的调查又有不祥发展。在建筑师所住楼下寝室里,除有格斗迹象之外,又发现法国式落地窗敞开,并有笨重物体被从室内拖往木料堆的痕迹。最后在火场灰烬中找到被烧焦之残骸一说已被肯定。按照警方推测,这是一起骇人听闻的凶杀案。受害者在寝室中被击毙,文件被盗,尸体被拖至木料堆焚烧灭迹。此案已交苏格兰场经验丰富的警官雷斯垂德进行调查,此刻他正以其惯有的精力与机智追查线索。”
福尔摩斯合着眼,两手指尖顶着指尖,听完了这起惊人的报道。
“这件案子有几点的确值得注意,”他慢吞吞地说道,“麦克法兰先生,我想先问一问,既然看起来有足够的证据可以逮捕你,怎么你依然逍遥法外呢?”
“福尔摩斯先生,我和父母同住在布莱克希斯多林顿寓所,但是昨晚因为要替约纳斯·奥德克先生办点事,就在诺伍德一家旅馆里住了下来,从旅馆去他家把事情办了。我在火车上看到报上您刚才听过的那条新闻,才知道诺伍德发生的事件。我当即明白自己的处境极其凶险,就马上赶来把这件案子委托给您。我知道要是我在城里的办公室或在家里,此刻肯定被抓走了。有人从伦敦桥车站就跟踪我了,我一点都不怀疑--哎呀!什么人来了?”
此时门铃响了,随即楼道上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过了一会儿,我们的老朋友雷斯垂德出现在房门口。我从他身后一眼看见门外站着的两名穿制服的警察。
我们这位不幸的委托人站起身来,脸色更加苍白。
“由于你蓄意谋杀诺伍德的约纳斯·奥德克先生,我现在逮捕你。”
麦克法兰做出一个绝望的手势向我们求援。
“等一等,雷斯垂德。”福尔摩斯说,“再等半个小时左右不会对你有影响吧。这位先生正要给我们讲这桩非常有趣的案件的经过,这对我们把事情弄清楚应该会有帮助。”
“我觉得弄清楚案件不会有困难了。”雷斯垂德冷酷地说。
“不过,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倒很有兴趣听他讲。”
“好吧,福尔摩斯先生,我难以拒绝你的任何要求,因为过去你帮过我们一两次忙,在我们苏格兰场这方面,还欠你一份情呢。”雷斯垂德说,“我必须同犯人在一起,而且还不得不警告他:凡是他说的话都会成为不利于他呈庭的证据。”
“这再好不过了,”我们的委托人说,“我只请求您一定要听我讲完全过程,并且明白我讲的绝对是真话。”
雷斯垂德看了一下他的表,说:“我给你半个小时。”
“我首先必须声明,”麦克法兰说,“我对约纳斯·奥德克先生一点都不了解。他的名字我很熟悉,因为多年以前我父母就和他认识,但是他们后来关系疏远了。因此,昨天下午大约三点钟,当他走进我在城里的办公室时,我很奇怪。他说明了来意后,我更加惊奇。他手里拿着几张从笔记本中撕下来的单页,上面写满了很潦草的字——就是这几张--把它放在我桌上。
“‘这是我的遗嘱,’他说,‘麦克法兰先生,我要你用正式法定的格式将它写出来。你写你的,我就在这坐着。’
“我开始抄写这份遗嘱。当我看到他除保留若干财产外,把其余的全部财产留给我时,您完全可以想象出来我当时惊讶的表情。他长得像小雪貂似的,眉毛全白了。我抬头看他的时候,发现他那双尖锐的灰色眼睛正盯着我,脸上带着开心的表情。当我读到遗嘱中那些条文的时候,我简直不能相信我的眼睛,可是他解释说,他是个单身汉,没有任何活着的亲属,他青年时就与我的父母相识,而且一直听说我是个值得信任的年轻人,所以把钱交给我很放心。当然,我只能结结巴巴地说些感谢的话。遗嘱按正式格式写好了,签了字,我的书记是证人。就是这张蓝纸上写的。我已经说过,这些小纸条只是他的草稿。奥德克先生告诉我,还有一些字据,诸如租约、房契、抵押凭据、临时期证等等,应该让我看看。他说,只有在这一些都办完后他才放得下心,并且要我晚上就带着这份遗嘱去诺伍德,在他家里把所有的事情都安排一下。‘记住,我的孩子,在这一切还没有办完以前,什么话也不要对你父母说。我们先不讲,给他们一个小小的惊喜。’他非常坚持这一点,还要我保证答应做到。
“您能想象出来,福尔摩斯先生,我当时无心拒绝他的任何要求。他成了我的保护人,我一心想丝毫不差地实现他的愿望。于是我给家里打了一个电报,说我手边有要紧的事,不知道我要待到多晚才回家。奥德克先生还告诉过我,他希望我能在九点钟跟他一起吃晚饭,因为九点以前他可能还没有到家。可是,他住的地方很难找,我到他家的时候快九点半了。我发现他……”
“等一下!”福尔摩斯说,“是谁开的门?”
“一个中年妇女,我猜是他的女管家。”
“把你的名字说出来的,我想就是她吧。”
“不错,”麦克法兰说。
“请说下去。”
麦克法兰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然后继续讲他这段经历:“这个妇女把我领进一间起居室,里面已经摆好了简单的晚餐。后来,约纳斯·奥德克先生带我到他的卧室去,那里立着一个保险柜。他打开保险柜,取出来一大堆文件。我们把这堆文件仔细看了一遍,直到十一点和十二点之间才看完。他说我们不要打搅女管家,就让我从法式窗户出去。那扇窗一直是开着的。”
“窗帘放下来没有?”福尔摩斯问。
“我说不准,不过我想是放了一半下来。对,我记得他为了打开窗户,把窗帘拉起来了。我找不到我的手杖,他说:‘没关系,我的孩子,我希望从现在起能经常见到你。我会把你的手杖收好,等你下次来再取走。’我离开他的时候,卧室里的保险柜是开着的,那些分成几小包的字据还摆在桌上。已经很晚了,我当然回不去布莱克希斯,就在安纳利·阿姆斯旅馆住了一夜。后来发生了什么我都不知道,一直到今天早晨才从报上知道了这件可怕的事情。”
“你还有别的要问吗?福尔摩斯先生。”雷斯垂德说。年轻人讲这段不平凡的经历的时候,我看见他扬起了一两次眉毛。
“在我没有去布莱克希斯以前,没什么要问的了。”
“你是说没有去诺伍德以前吧?”雷斯垂德说。
“啊,对了,我要说的是诺伍德,”福尔摩斯说,脸上带着他惯有的高深莫测的微笑。雷斯垂德从多次经验中知道福尔摩斯的脑子就像把锋利的剃刀,能剖开在他眼里坚不可破的东西。他只是不愿承认这一点,我见他充满好奇地看着我的同伴。
“过会儿我想跟你说一两句话,福尔摩斯先生,”他说,“好吧,麦克法兰先生,我的两个警士就在门口,外面还有辆四轮马车在等着。”这个可怜的年轻人站了起来,祈求般看了我们最后一眼,从屋里走出去。警察带着他上了马车,但雷斯垂德留下了。
福尔摩斯正在看手里拿着的那几页遗嘱草稿,脸上露出很感兴趣的表情。
“这份遗嘱的确有些特点,雷斯垂德,你看呢?”他说着便把草稿递过去。
“我能看出头几行和第二页中间几句,还有最后一两行,这些像印的一样清楚,”他说,“其余的都写得不清楚,有三个地方我一点也认不出来。”
“你怎么解释这一点?”福尔摩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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