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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事先吩咐哈里森小姐，在她就寝时，从你的卧室外面把门锁上，并且亲自拿着钥匙。她完全按照我的话执行了，肯定地说，要是没有她的合作，你就不会找到你上衣口袋中的那份文件了。她离开后，灯也熄了，我依旧蹲在杜鹃丛中。
“夜色晴朗，但守候起来仍然是令人厌烦的。当然，我的激动心情，就如同渔家躺在河边守候鱼群一样。不过，时间等得非常久。沃金教堂的钟声一刻钟一刻钟地响着，我不止一次地想，也许不会发生什么事了。可是，终于在凌晨两点钟左右，我突然听到拉开门闩和钥匙转动的响声。顷刻间，供仆役出入的门开了，约瑟夫·哈里森先生在月光下走了出来。”
“约瑟夫？！”费尔普斯突然喊道。
“他光着头，披着一件黑斗篷，以便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立即把脸蒙上。他蹑手蹑脚地接近窗户，将一把长薄片刀插入窗框，拨开窗闩。然后他撬开窗户，又把刀子插进百叶窗缝中，把百叶窗打开了。
“我从藏身的地方可以看清室内的情况和他的一举一动。他点燃壁炉台上的两支蜡烛，动手卷起门旁地毯的一角，弯腰取出一块小方木板，那是供管道工修理煤气管道接头时用的。这块木板盖着丁字形煤气管接头，有条给厨房供煤气用的管子通往楼下厨房。约瑟夫从这隐蔽之处取出一小卷纸来，把木板重新盖好，又把地毯铺平，吹熄了蜡烛。因为我正站在窗外守候他，他一下子撞进我怀里。
“啊，约瑟夫先生比我想象中的还要凶悍得多！他拿刀向我扑来，我不得不再次抓住他，在我占上风之前，我指节让刀划伤了。在我们结束搏斗之后，他由于仅能用一只眼看人，看起来像个凶犯，可是他听从了我的劝告，把文件交了出来。我拿到文件，便放他走了。不过，我今早给福布斯发了一份电报，把详情都告诉他了。如果他动作麻利，能抓住他要捉的人，那就太好了。可是如果像我预料的那样，他赶到那里人已经逃走了，说不定，那政府还巴不得呢。我想，霍尔德赫斯特勋爵、珀西·费尔普斯先生都宁愿这件案子不经法庭审理才好呢。”
“我的天啊！”我们的委托人呻吟道，“难道在我极其痛苦的十个星期中，这份失窃文件始终和我一起在那间屋子里吗？”
“确实如此。”
“那么约瑟夫，约瑟夫是一个恶棍和盗贼了！”
“恐怕约瑟夫是一个比他外表看来更阴险、更危险的人物。从他今早对我所说的话来看，我推测他在股票交易中亏了血本，为了转运气，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他是一个极端自私的人，一逮到机会，他既不顾他妹妹的幸福，也不考虑你的名誉。”
珀西·费尔普斯坐回他的椅中，说道：“我的头都昏了，你的话使我更加晕头转向。”
福尔摩斯说教似的指出：“你这件案子最主要的困难之处，就在于线索太多。极重要的线索被毫不相干的迹象遮盖了。我们只要从众多的事实中，甄别挑选出主要的，就能按顺序把它们串起来。我开始对约瑟夫产生怀疑，主要是因为你曾打算在失窃的那天晚上和他一起回家，我很自然想到他必然会来找你，因为他对外交部很熟悉，又是顺路。后来，我听你说有人急于潜入那间卧室。
“我想，只有约瑟夫才可能把东西藏在那间卧室里。你曾对我们说过，那天你和医生一起回到卧室时，是怎样让约瑟夫搬出卧室的。那时，我的怀疑就变成了肯定。特别是头一夜没有人陪你住，就有人企图潜入室内，这说明这位不速之客对房内的情况很熟悉。”
“我是多么有眼无珠啊！”
“我侦破这件案子的事实经过是这样的：约瑟夫·哈里森从通向查尔斯街的那个旁门走进外交部，因为他熟悉路，所以在你离开办公室时，他直接闯进去，发现那里一个人也没有，立刻按起电铃来。正当他按铃时，他发现了桌上的文件。一瞥之间，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得到一份极有价值的国家文件，他把它装入口袋里扬长而去。正如你所回忆的那样，过了几分钟打盹刚醒的看门人才提醒你注意铃声，这一点时间足够盗贼逃跑了。
“他乘第一班车回到沃金，检查了赃物，肯定了它的价值，便把那份协定藏到他认为非常安全的地方，企图一两天内取出，送到法国大使馆或他认为任何可以出高价的地方。你突然返回家，让他措手不及，他被迫从那间卧室搬了出来。
“从那时以后，屋里一直至少有两个人在，使他再也无法拿出他的珍宝。这种情况简直使他急得发疯。不过他终于逮到了机会。他设法潜入室内，可是你没有睡熟，他的计划失败了。
“你也许还记得，那天晚上你没有服用平常吃的那种药。”
“我记得。”
“我想，他一定在药里做了手脚，他相信你一定会毫无知觉了。当然，我知道，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还有机会，那他还是要再去试试的。你离开卧室自然是他不可错过的大好机会。我让哈里森小姐整日待在屋里，为的是使他不能趁我们不在时先下手。一方面，我要让他误认为没有危险；另一方面，正如刚才说过的，我要监视着卧室内的动静。我早就知道文件多半是藏在卧室里，但我不愿拆开所有的地板和壁脚去搜寻它。我让他自己从隐藏之处拿出来，这样我就省了许多麻烦。你们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吗？”
“第一次他本来可以从门里进去，为什么偏要撬窗户呢？”我问道。
“从门里进他得绕过七间卧室，另外，他从窗户却可以毫不费力地跳进草坪。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不认为，他有行凶的企图吗？那把刀子只能做凶器用啊。”费尔普斯问道。
“可能是这样。”福尔摩斯耸耸双肩回答道，“我只能肯定地说，约瑟夫·哈里森先生绝对不是一个肯发善心的君子。”
最后一案
我怀着沉痛的心情提笔写下这最后一案，记录我朋友福尔摩斯杰出的天才。从“血字的研究”第一次让我们相遇在一起，到他介入“海军协定”一案。由于他的介入，防止了一场严重的国际纠纷。尽管我写得并不连贯、不具体，但我总是竭力把我和他共同的奇特经历记载下来。我本来打算只写到“海军协定”一案为止，绝口不提那件造成我一生惆怅的案件。
两年过去了，这种惆怅却丝毫未减。然而，最近詹姆斯·莫里亚蒂上校发表了几封信，为他已故的兄弟辩护。我无从选择，只能把事实真相如实地公之于众。我是唯一了解全部真相的人，并确信时机已到，再隐瞒已没有什么用处了。
据我所知，报纸上对此事只有过三次报道：第一次，见一八九一年五月六日《日内瓦杂志》；第二次，见一八九一年五月七日英国各报刊载的路透社电讯；最后一次，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几封信，那是最近才发表的。第一次报道和第二次报道都过分简略，而最后一次，是完全歪曲事实的。我有责任把莫里亚蒂教授和福尔摩斯之间发生的事实真相第一次公之于众。
读者可能还记得，自从我结婚及婚后开业行医以来，福尔摩斯和我之间极为亲密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变得疏远了。
当他在侦办案件过程中需要个助手时，依然不时来找我，不过这种情况变得越来越少了。我发现，在一八九○年，我只记载了三件案子。这一年冬天和一八九一年初春，我从报上看到福尔摩斯受法国政府的邀请，侦办一件极其重要的案子。我接到了福尔摩斯两封信，一封是从纳尔榜寄来的，另一封是从尼姆寄来的。我猜想他一定要在法国逗留很长时间。然而，一八九一年四月二十四日晚间，我竟意外地见到他走进我的诊室。尤其使我吃惊的是，他看来比平日更为苍白和瘦削。
“是的，我近来把自己搞得过于疲惫了，”他看到我的神情，不等我发问，抢先说道，“最近我有点儿吃紧。你不反对我把你的百叶窗关上吧？”
我用以阅读的那盏灯，摆在桌上，室内仅有这点灯光。福尔摩斯顺着墙边走过去，把两扇百叶窗关了，把插销插紧。
“你是害怕什么东西吧？”我问道。
“对，我害怕。”
“怕什么？”
“怕汽枪袭击。”
“我亲爱的福尔摩斯，怎么回事？”
“我想你是非常了解我的，华生，你知道我并不是一个胆小怕事的人。可是，如果你危险临头还不承认有危险，那就是有勇无谋了。能不能给我一根火柴？”福尔摩斯抽着香烟，似乎很喜欢香烟的镇静作用。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福尔摩斯说道，“我还必须请你破例允许我现在从你园后墙翻出去，离开你的住所。”
“可是这一切都是怎么回事呢？”我问道。
他把手伸出来，我借着灯光看见他两个指关节正在出血。
“你看，这并不是无中生有吧。”福尔摩斯笑道，“这是实实在在的，甚至可以把人的手弄断呢。尊夫人在家吗？”
“她去拜访朋友了。”
“真的！就剩你一个人吗？”
“是的。”
“那么我正好可以向你提出，请你和我一起到欧洲大陆去做一周旅行了。”
“到什么地方？”
“啊，什么地方都行，我无所谓。”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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