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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妨无妨，朝堂奏本，本就是拿来讨论的，不能因为怕错就不敢奏事。好了，夏爱卿你退下吧！”
“臣谢主隆恩。”
夏言主动认错，嘉靖帝也不好因为大臣的一个建议错了，就去处罚他。毕竟要那样，以后哪个大臣还敢提建议？于是在夏言认错后，嘉靖帝先宽慰了他两句，然后就让他退回朝班了。
夏言退下后，嘉靖帝还是有些不解的向王道秋问道：“王卿家，朕还是有些不解。为什么夏爱卿的那个政策一推行下去，那四个省的农人，明年就不会有人种了呢？”
其实王道秋刚才把基层吏治一点破，现在站在这儿的一众大臣们，都反应过来了。但嘉靖帝从小生活在王府，还十五岁就被关进了这皇宫做皇帝。可以说他从来就没在市井中生活过，自然对大明的基层状况，也没什么直观的认识。因此他在王道秋点出了基层吏治这个关键后，还是有些反应不过来，向王道秋问出了这么个很掉价的问题。
皇帝的这个问题很掉价，但再掉价，人家也是老大。于是在听到嘉靖帝的问话后，王道秋只能老老实实的拱手回答道：“回陛下的话，次辅大人的那个政策，从理论上看是很好的，官民都会得利。但这个政策要想在实际的执行中，取得预想的效果，那就需要地方各级官吏，在执行这一政策时秉承公心，与农人买卖公平，但这是不可能的。官吏们非圣贤都有私欲，尤其是那些地方小吏，胥吏猛于虎也，历朝历代都不能免俗，人性使然。”
“所以如果规定农只能将卖于官府，那亳无疑问，地方上的各级小吏们，就会想尽办法从中渔利。比如说在收时，说农人的质量不行，或说不够干净，或在称重时故意压称……反正就是各种借口、各种技俩的压价，贪份量，最后再向农人索要，押送进京的运费和损耗费。这么说吧陛下，只要朝廷下令，农人的只能卖给官府。那这些经过地方官吏的手，一斤定价十文的，最后农人能拿到三四文就不错了。所以只要朝廷下令，农的只能卖给官府，那农的下场，就是既无利可图，又要受气。陛下你说，这么一搞，哪个农人还会把地拿去种？”
原来如此！王道秋这么一点，嘉靖帝也是明白了，夏言提的那个政策，在理论上确实很完美。但要施行，它的前提就是各级经手的官吏，得秉承公心。而这手里有权力却能秉承公心的官吏，在历朝历代都是百里挑一，甚至是万里挑一的珍稀动物。而这一两个清官，他能对抗几百个甚至是几千个脏官吗？所以夏言的那个政策，也就理论上利国利民，实际上祸国殃民，把农民往死里盘剥了。
想明白了这些，嘉靖帝有些尴尬，怎么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自己还要问呢？不过还好还好，还有个夏次辅，顶在他前面当傻缺。
明白了夏言那个所谓的良策，就是胡扯蛋，但再一想夏言那个出发点还是好的。毕竟北方的要运到南方去织成布，然后再把布从南方运回北方售卖，这几千里地来回运输，所搭进去的人力物力，似乎的确是冤了点，这怎么说也不如直接在北方织成布，就地售卖吧！
想到这些，嘉靖帝脑瓜子又想到了理财天才王道秋，于是他开口说道：“王卿家，刚才次辅大人建议的那个政策虽是错的，但他提出来的问题，也是应当解决的。对此不知道王卿家，可有什么良策啊？”
“回陛下的话，我大明北方不是没有纺业，只是北方的纺业规模小效率低，织机和工人技艺上都比较差，因此生产的布在价格上和质量上，都远不及南方。所以北方生产的布，在市面上跟南方的布放一块儿，根本就没人买，这也就是北方的，大多会卖去南方，而不就近加工的原因。因此要想发展北方的纺业，那就必须引进南方的那些纺商人，让他们到北方来投资办厂，让他们把南方的技术设备和先进的管理经验，带到北方落地生根。”
“让南方的商人到咱北方投资办厂，他们愿意来吗？”
“回陛下，南方商人不存在愿不愿意来北方这事。我敢跟陛下保证，南方那些大的纺商，他们做梦都想来京师这边设厂。京师这边的、人工，可比南方那边便宜多了。而且京师这边通过各条河流或陆路，可以辐射上千万的人口和几十万的军队。更重要的是这里是京师，这里主导着全国的政府采购。陛下您想想，这些一年是多少银子，那些商人他们怎么可能不想赚？”
“既如此，那爱卿，怎么从来就没有南方的大商人，到我京师来投资设厂的？”
“陛下，这里面的原因还用问吗？京师这边公卿贵戚，各级官吏云集，这些贵人他们想拿捏一个商人还不容易吗？所以南方商人他们敢到这京师投资设厂，那不就是在找死吗？”
权力，关系！这是中国几千年商业的绝对因素，也是阻碍中国工商业健康发展的最大绊脚石。种五千年，财富在权力面前，从来都是不堪一击，这是种商人的悲哀。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在人类进入工业文明、商业文明后，一直混得跟个二百五似的根本原因。
面对这个种绝症，嘉靖帝听懂后，也是低着个头，他在考虑要不要为了那些银子，去动用自己的权力对抗那些权力。
这个决心得嘉靖帝自己下，王道秋帮不了，于是他在把话说完后，就站那儿静静的等了。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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