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9章 群贤毕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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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九日，夜，奉天大帅府宴会厅

帅府的宴会厅是去年新建的，西式风格，挑高近三丈，穹顶上绘著蓝天白云的彩绘，十二盏水晶吊灯將整个大厅照得亮如白昼。但今晚，大厅的布置却是中西合璧——长条形的西式餐桌上铺著雪白的亚麻桌布，银质烛台、水晶酒杯闪闪发光，可每张椅子旁又都摆著一张紫檀木的明式方凳，桌上除了刀叉，还备著象牙筷和景德镇的细瓷碗碟。

这奇怪的混搭，恰如今晚的宾客。

六点整，宾客陆续到来。先到的是军方的人——清一色的墨绿色將校呢军装，金色的肩章在灯光下刺眼。荣臻来得最早，这位东北边防军参谋长穿著笔挺的中將军服，头髮梳得一丝不苟，脸上的表情像绷紧的鼓面。他身后跟著十几个少將、上校，都是三十到四十岁的年纪，个个腰杆笔挺，眼神锐利，走路时马靴踩在大理石地面上发出整齐的“咔、咔”声，让整个宴会厅瞬间多了几分肃杀之气。

他们在大厅左侧聚成一堆，低声交谈，话题不离“冬季训练”“装备换装”“黑龙江剿匪”。偶尔有人抬头望向门口，眼神里带著审视，也带著好奇——今晚的主角，不是他们。

六点半，政务委员会的人到了。章作相、臧式毅、刘尚清等人穿著长袍马褂，举止从容，与军方那帮人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在右侧落座，谈话声温和许多，说的是“土地改革”“工业学校”“民生保障”。两边人偶尔目光相遇，点头致意，但涇渭分明。

六点五十分，今晚的主角们到了。

先进来的是叶沧澜。他穿著藏青色的中山装，头髮梳得整齐，脸上带著惯有的谨慎表情。在天津官场沉浮多年的他，一进门就敏锐地感觉到了大厅里微妙的气氛——左边是枪，右边是笔，中间是空著的主位，像棋盘上的楚河汉界。他在门口顿了顿，然后走向政务委员会那边，在章作相身边坐下——这个选择很聪明，既表明了自己的“文官”出身，又不过早站队。

接著是林伯韜。他穿著洗得发白的旧军装，没有军衔，但身板挺得笔直，走路时那种受过严格训练的军人步伐，让左侧的军官们都多看了几眼。他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最终走向了军方那边，在末尾的空位坐下——这个选择很直接，他是军人，就该坐在军人堆里。

然后是一起进来的陈仲谋和刘振川。陈仲谋穿著半旧的灰色长衫，外套一件黑色的棉马甲，鼻樑上架著圆框眼镜，像个私塾先生。刘振川则是一身笔挺的深灰色西装，打著领结，头髮用髮蜡梳得光亮，完全是海派知识分子的做派。两人在门口对视一眼，笑了，並肩走向中间的空位——他们既不是纯粹的军人，也不是传统的文官，他们是新式人才，就该坐在新旧之间。

大厅里安静了一瞬。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这四人身上，像在评估，在打量，在猜测——少帅如此隆重地欢迎这几个人，他们到底有多大本事？

七点整，自鸣钟敲响。侧门开了。

张瑾之走了进来。

他今晚没穿军装，也没穿长袍，而是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剪裁合体，衬得身材挺拔。头髮梳得整齐，但没抹髮蜡，自然地垂在额前。脸上带著温和的笑容，但那双眼睛扫过全场时，所有人都感觉心头一凛——那不是二十九岁年轻人该有的眼神，太深，太沉，像两口古井，看不见底。

“诸位，久等了。”张瑾之走到主位，没有立刻坐下，而是举起了侍者递上的酒杯，“今晚这场宴，有三层意思。”

他的声音不大，但清晰地在寂静的大厅里传开：“第一，是接风。叶沧澜先生从天津来，林伯韜先生从武汉来，陈仲谋先生从江西来，刘振川先生从上海来。四位千里迢迢，冒著风雪，来到东北，这份情谊，我张瑾之记在心里。这第一杯，敬四位！”

他仰头，一饮而尽。宾客们纷纷举杯。

“第二，”张瑾之放下酒杯，目光扫过全场，“是感谢。感谢在座的诸位——军方的將领，政务的官员——这几个月，为了东北的改革，殫精竭虑，宵衣旰食。没有诸位的努力，土地改革推不动，军队整训搞不好，工厂学校建不起来。这第二杯，敬诸位！”

又是一饮而尽。

“第三，”他顿了顿，声音沉了些，“是期许。期许什么？期许在座的，还有今晚刚到四位的，咱们这些人，能拧成一股绳，为东北三千万百姓，挣一个不一样的明天！”

他举起第三杯酒，目光如炬：“这杯酒，不敬天，不敬地，敬咱们自己，敬咱们的良心，敬咱们脚下这片黑土地，和这片土地上所有想过好日子的人！”

“干！”

“干！”

三杯酒下肚，气氛热烈起来。侍者开始上菜，中西合璧——俄式的红菜汤，法式的煎鹅肝，但主菜是东北的锅包肉、白肉血肠、小鸡燉蘑菇。酒有法国的红酒，苏格兰的威士忌，但桌上最多的，是东北的高粱酒。

张瑾之没有一直坐在主位。他端著酒杯，开始一桌桌敬酒，和每个人交谈几句。到军方那桌，他拍著荣臻的肩说“参谋长辛苦了”，和几个年轻將领碰杯时说“冬训练得怎么样”。到政务委员会那桌，他详细询问“灾民安置情况”“学校建设进度”。最后，他来到中间那桌，在陈仲谋和刘振川中间加了个座位，坐下了。

“四位，”他笑著，亲自给他们斟酒，“这半个月，在东北走了不少地方吧？感觉如何？”

四人互相看了看。叶沧澜先开口，很谨慎：“少帅，我主要看了奉天、辽阳、鞍山几个城市的市政和保安部队。变化……確实很大。奉天的街道乾净了，警察的纪律严了，保安部队的训练……比天津强太多。”

“但问题也不少吧？”张瑾之问。

叶沧澜迟疑了一下，点头：“是。比如奉天的电力供应，晚上还经常停电。保安部队的装备，新旧混杂，后勤也跟不上。还有……”他压低声音，“官员之间的扯皮，推諉，还是常见。”

“看得准。”张瑾之给他夹了块锅包肉，“叶先生，你在天津搞过市政，整过保安队，这些事，你比我有经验。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叶沧澜没想到张瑾之会直接问计，愣了一下，隨即认真思考：“电力问题，短期可以建小型柴油机组应急，长期必须扩建电厂。装备问题，需要统一制式，建立標准化后勤体系。至於官员……”他苦笑，“这是痼疾，非猛药不能治。我在天津试过『绩效考核』，能起些作用，但阻力很大。”

“绩效考核？”张瑾之眼睛亮了，“详细说说。”

两人就著酒菜，聊起了市政管理。周围的人都竖起耳朵听——这些话题，平时在宴会上是不会谈的，但少帅就这么自然地聊开了，而且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不时追问。

接著是林伯韜。他话不多，但句句实在：“我看了北大营、讲武堂，还有新编的独立游击支队。训练很扎实，特別是新战术——班组协同、步炮配合、山地游击，这些我在中央军都没见过。但问题也有：军官的战术素养参差不齐，老兵对新战术有牴触，后勤保障，特別是冬季作战的防寒装备，缺口很大。”

“林先生在黄埔学过，在中央军带过兵，”张瑾之看著他，“如果让你来整训一支部队，你会怎么做？”

林伯韜放下筷子，坐直身体：“第一，统一训练大纲，从单兵到班排连营，標准化。第二，建立军官轮训制度，不合格的回炉。第三，后勤改革，建立分级供应体系，確保一线部队优先。第四……”他顿了顿，“最重要的是，让士兵知道为什么而战。我在北大营看了少帅编的《士兵识字课本》，里面讲家国情怀，讲抗日救亡，这个很好，要坚持，要深化。”

“说得对。”张瑾之重重拍桌，“一支不知道为何而战的军队，装备再好，也是乌合之眾。林先生，你的这些想法，写个详细的方案给我，咱们在讲武堂开个试点。”

轮到陈仲谋。这位乡村教育家，说起话来慢条斯理，但充满感情：“我去了赵家屯、刘家窝棚，还有几个正在土改的村子。农民分了地，那种高兴，是装不出来的。夜校办起来了，老人孩子都来识字，那场面……让人想哭。”

他擦了擦眼镜：“但问题也很严重。教材不够，教员不足，很多村子的夜校，就是找个识字的老人念念《三字经》。更重要的是，农民虽然有了地，但怎么种好地，怎么防病虫害，怎么选良种，这些知识，他们不懂。土改不能只分地，要教农民怎么当个好农民。”

“陈先生说到点子上了。”张瑾之给他倒了杯酒，“我在想，能不能编一套《农民识字课本》，不光教识字，还教农业知识，教卫生常识，教国家大事。这事，陈先生能牵头吗？”

陈仲谋眼睛亮了：“能！只要少帅支持，我连夜就干！”

最后是刘振川。这位喝过洋墨水的机械化战爭专家，说话带著学究气，但眼里有光：“我看了奉天兵工厂、皇姑屯机厂，还有正在筹建的工业学校。少帅，您是真想搞工业，真想建咱们自己的军工体系。但恕我直言，差距太大了。”

他掰著手指：“德国的克虏伯，一天能造十辆坦克。咱们的兵工厂，一个月能改造两千支步枪，但造不出一辆坦克。为什么？没有特种钢材，没有精密工具机，没有合格的技术工人。工业学校是个好开头，但培养一个合格的工程师，至少要四年。培养一个高级技工，也要两年。可咱们，有时间吗？”

这话太尖锐，同桌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但张瑾之笑了，笑容里有无奈，也有决绝：“刘先生问得好。咱们有时间吗？没有。日本人不会等咱们四年，两年，甚至一年都不会等。所以，”他盯著刘振川，“咱们得用非常之法。刘先生，你在德国学过坦克，见过现代化的工厂。如果给你足够的资源，你能不能在一年內，在东北建起一个能造坦克、能修装甲车的基地？不用多先进，只要能造，能用，能打。”

刘振川的手在抖。他放下酒杯，深吸一口气：“少帅，您这是……给我出难题。”

“是难题，但也是机会。”张瑾之看著他，“东北有煤，有铁，有人。美国那边的设备、技术、资金，正在路上。现在就缺一样——一个懂行、敢干、能扛事的人。刘先生，你敢接这个难题吗？”

沉默。长久的沉默。同桌的人都看著刘振川，看著这个三十出头、戴著金丝眼镜、看起来更像教授而不是工程师的年轻人。

“我接。”刘振川抬起头，眼中是破釜沉舟的光，“但我有三个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