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只爭朝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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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到这里，朱元璋转头看向朱標：“標儿，替咱传旨，明日毛驤审讯胡党余孽，让英儿隨堂旁听。”

朱標脸色骤变，急忙上前一步，躬身行礼，声音中带上了急切：

“父皇不可！英儿年岁尚幼，审讯之事血腥残酷，怎可让他沾染？恐伤其仁心，误入歧途啊！”

朱元璋伸手扶起朱標，长嘆一声：“標儿，为君之道，仁心需有，更需铁骨。”

“有些道理，不是圣贤书能教的，必得亲眼见，亲耳闻，仔细体悟，方能知晓世事艰险，人心叵测。”

“传咱旨意，著皇长孙朱雄英旁听锦衣卫审讯，不得有误。”

朱標望著父皇，嘴唇动了动，终究垂首躬身：“儿臣遵旨！”

此刻的朱雄英正在满心欢喜，还不知道自己即將踏入一场关乎生死、牵连数万的巨案。

没想到今天这么顺利，他有信心，朱元璋和朱標一定会继续研究自己的方案。

好逸恶劳是人的天性，朱元璋的极度勤政，其实是基於他自己的悲惨遭遇而导致了对官员的极度不信任。

官员们的大面积贪腐又让他將这种不信任迅速扩大成了对整个官员体系的信心缺失。

並非他有自虐狂倾向，只是没有找到更好的方法而已。

朱雄英替他设计的这套方案，核心是既能最大地压榨官员工作能力，又能迎合他对官员的不信任。

以结果为导向，同时以制度化的监察与明確的奖惩来鑑別官员是否称职，形成可量化的考核体系和责任到人的追责机制。

这或许是洪武朝的最优解，但並不是真正的长治久安之道。

真正的用人之道，其实是假而礼之，厚而勿欺！

给予官员足够的授权和尊重，还要给他们丰厚的报酬，承诺的一定要兑现，管必严、功必赏，过必罚，这才是长治久安之道。

不过，这种模式，洪武时期就別指望了，根本不可能实现。

更何况，现在也不適合这样去做，经歷了宋、元两朝，现在的文人、士人骨气早已被摧折殆尽，既无胆识担当，也缺乏整体操守。

不说百分之百，说百分之九十都是投降派，只会欺压百姓的蛀虫绝不会错。

在这种情况下，其实朱雄英是赞同朱元璋以严刑峻法立威，肃清积弊，整肃朝纲、澄清吏治。

真正的希望，在於新培养起来的这一代人，这也是朱雄英的目的。

因为朱元璋一旦开始按他所设计的这套方案来推行，很快就会发现推行不下去。

因为现有的官吏体系根本没有这个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担当。

这就是八股取士带来的最大问题，选拔出来的人多是只懂章句、不通实务的书呆子，既无治民之才，更无经世之略。

他们熟读圣贤书，却连赋税钱粮如何徵收都一窍不通，一旦临政，只能依赖胥吏，而胥吏又多为地方积弊之源。

如此循环，政令不通，民不堪命，最后还会滋生出东林党这种千古毒瘤。

但是，这些事，朱雄英不能说，他只能在不触动现有体制的前提下，嵌入相对公正的考核机制，使勤能者有上升之途，奸惰者无所遁形。

然后，让朱元璋自己发现问题，自己去修正。

他何尝不知道自己的方案中有很多漏洞，比如：军事、人事、財政不在其列，比如会不会发生为了逃避追责，乾脆集体躺平等。

但必须如此，就如同作画一样，留白是非常重要的。

一方面，作为一个8岁的幼童，拿出一套毫无破绽的治国方略，本就悖於常理，徒惹猜忌。

另一方面，只需要朱元璋吸收这套方案中的精华即可，至於瑕疵之处，反倒能激起帝王雄才大略之心，亲自填补完善，方显天家威仪。

这一点，朱雄英相信自己绝不会想错，因为朱元璋本身就是一个很喜欢搞制度的人。

史书上写得很清楚，他不仅搞出了很多的制度，甚至还亲自做了所有岗位的详细说明书。

这是一位极重实务、勤於政事，对官僚体系的运作细节有著超乎常人的执著的君主。

朱雄英就不信他能看著一套更高效、更实用的管理方案而不动心。

当然，今天最大的收穫，是终於可以开始光明正大地“学习”数学、物理、化学，可以名正言顺地“偶然”推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了。

人的一生太短暂了，如果想要在数十年內完成原本数百年才能完成的事，那就只有只爭朝夕！

“圣祖永熙皇帝年八岁，入諫太祖，斥庸吏卸责、諉过君父之弊，献处置之法，太祖嘉之。帝辞珍玩之赏，恳请召算学、火器等技艺人才授业，太祖允之。”

——《明史》·卷二·圣祖永熙皇帝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