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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佐禎昭如此紧张这个地方，恰恰说明其重要性。
这是一个风险极高的机会。但也是打破目前僵局的可能突破口。
当晚，苏信秘密召见了洪文博。
“查清楚晴子说的那个教会病房，特別是最近被转移或严密看管起来的，原籍闸北的病人名单和背景。要快，要绝对小心。”苏信下达指令，语气严肃。
“明白！”洪文博意识到事情的重要性，“组长，你是想……”
“未必是我们直接动手。”苏信目光深邃，“但也许，可以借力打力。调查团现在最缺的就是活生生的证人。如果能有来自闸北的、可靠的证人站出来……”
几天后，洪文博带来了初步调查结果。那个教会病房確实收治过几名从闸北封锁区侥倖逃出的难民，其中两人因伤势过重已死亡，还有三人被转移到了一处由日方控制的“隔离医院”，情况不明。但有一个重要发现：其中一名已死亡难民的儿子，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当时因在外做工躲过一劫，之后一直偷偷在教会帮忙，试图打听父亲的消息。他可能知道一些消息。
“这个少年现在在哪里？”苏信立刻问。
“还在教会附近流浪，但教会自身难保，很难庇护他。特高课的人似乎也在找他。”洪文博答道。
苏信沉思片刻，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想办法，在不暴露我们自己的前提下，给这个少年指条明路，让他能接触到调查团的人，或者……有良知的记者。”他顿了顿，补充道，“不要直接引导，只是创造一个机会。剩下的，由他自己选择。”
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计划。少年是否敢开口？开口后能否取信於人？消息泄露后特高课的疯狂反扑？每一个环节都可能失控。
但苏信认为值得一试。这个少年作为受害者家属，其控诉比任何间接证据都更有力量。即使最终失败，也能进一步暴露日方的残暴，让国际舆论更加汹涌。
“是！我马上去安排，一定做到万无一失！”洪文博领命而去。
就在苏信紧锣密鼓地布局的同时，影佐禎昭那边也並未閒著。
面对调查团的压力和內部的指责，他急需找到替罪羊来转移视线並向上峰交代。
很快，一个“完美”的牺牲品被推了出来，上海防疫部门的一名中国籍中层官员。
特高课发现此人勾结外部势力，偽造疫情数据，误导皇军防疫决策，最终导致闸北防疫工作出现重大失误，引发了不必要的国际误解。
一顶顶大帽子扣下来，这名官员迅速被逮捕並认罪，相关证据也適时地提供给了一向与日方关係密切的几家报纸。
这套丟车保帅、混淆视听的把戏，在一定程度上暂时缓解了日方的被动局面。但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不过是拙劣的表演。李顿爵士对此嗤之以鼻，调查团的工作重心依然集中在寻找闸北事件的直接证据上。
苏信冷眼看著这场闹剧，心中更加坚定了要促成那个少年与外界接触的决心。只有更血腥、更真实的控诉，才能撕碎这虚偽的谎言。
几天后的一个下午，洪文博带来消息：计划成功了。
那名少年在躲避特高课追捕时，“偶然”撞见了《曼彻斯特卫报》驻沪记者肯特先生，情急之下用不熟练的英语哭诉了父亲的遭遇和闸北的事件。肯特记者敏锐地意识到其中的价值，冒著风险將少年藏匿起来，並进行了初步採访。
“肯特是出了名的硬骨头，报导以客观犀利著称，在国际新闻界很有影响力。”洪文博语气带著一丝兴奋，“如果他能把报导发出去，绝对是一颗重磅炸弹！”
苏信却没有丝毫放鬆：“消息能捂多久？影佐不是傻子，很快会查到肯特头上。”
“我们的人做了些掩护，短时间內应该查不到。但肯定瞒不了太久。”洪文博面色凝重起来，“组长，一旦报导发出，影佐肯定会发疯一样追查消息来源，到时候……”
“到时候，上海滩会更乱。”苏信接口道，眼中寒光一闪，“但乱，有时就是机会。通知下去，所有人进入最高警戒状態，没有我的命令，不准有任何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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