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这儒有点眼熟，你抄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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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敏锐地指出了墨子学说內部存在的矛盾与对立之处，並经过自身的深入思辨，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例如，他运用墨家后期“经、辩”之学中的“名（概念）、辞（判断）、说（推理）”这套更为严密的逻辑工具，重新审视“三表法”，明確指出了“三表法”在依赖感官经验、忽视理性推演方面的局限。

进而，他以“名、辞、说”的逻辑链条，论证了“三表法”可能產生的谬误，並在此基础上，復兴並强调了墨家更为根本的“亲（亲身考察）、闻（听取辨析）、说（逻辑推理）”这一完整的认知与治学方法。

故而，李清照今日所学，除却东旭所还原的早期儒家精神外，更核心的收穫，便是这套经过东旭改造、深化的墨家治学方法论。

她深感获益良多，暗下决心归家后定要好好温习消化，並尝试將这套方法应用到她自己钟爱的金石考古之学中去。

“上古之时，言语初萌，文字未备，先民记录事由、交流心声，远比今日艰难百倍。”

东旭见李清照对方法领悟颇快，便进一步举例阐释：“譬如，若你携一『印刷机』骤然现身於殷商，你口称『印刷机』，但商民闻之必茫然不解。因其世代未见此物，脑中自然无对应之词意。”

他继而联繫到《诗经》：“《诗》之编纂，其一大作用正在於此。隨著周室克商，融夷入夏，构建新的『周礼』秩序，便亟需一部匯聚四方风谣、贯通古今情志的诗歌总集，用以记录共同的典章仪式、祭祀规范，传播王道教化。使四方诸侯、各异族部落，能通过吟咏这些诗歌，理解『周』为何物，『周礼』精神何在，从而在文化上达成认同，在交流上消除隔阂。”

“回溯我等推演孔子確立『礼』之过程。”

东旭总结道：“实则已暗合三表法之精要。先是通过『本、原、用』的归纳，依据已知歷史勾勒出春秋时代的尘世轮廓；再运用『亲、闻、说』的冷静思辨，设身处地推理还原出孔子在当时情境下提出『礼』学的具体考量。”

他坦然承认：“此法虽难免因史料缺失、时代久远而存在未知甚至失真的风险。然其立论扎实，考据严谨，远胜当世许多宋儒诸子，仅凭一己之心性体悟或现实需求，便妄加发挥构建所谓的『新学』。”

“故而，治学之道，万不可囫圇吞枣，拿来便用。”

东旭又对徒弟告诫道：“首要之务，是辨明一家学说的本来面目，釐清其歷史源流与演变轨跡，而后方能冷静审视，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唯有如此脚踏实地，方能真正践行『为往圣继绝学』。”

李清照听得极为专注频频頷首，应道：“师傅所言极是。正如若以我大宋如今这般集权之法，若去治理前唐藩镇割据、府兵驰废之局面，定然是方枘圆凿徒劳无功。此皆因前唐时，漕运水利管理远不及我朝完备，造纸之术亦未如今日这般成熟。”

她思路逐渐清晰起来，说道：“若欲以大宋这般依赖文书行政、强干弱枝的模式管理前唐地方军镇，只怕往来公文之浩繁便能將彼时有限的纸张消耗殆尽。正是因我大宋造纸之量远迈前唐，方能支撑起如此庞杂的公文运转，使得朝廷意图能通过层层文书，有效传达至地方，贯彻『强干弱枝』之国策。”

“再者，前唐官吏与读书人之数量，亦远逊我朝。”李清照仔细回忆著自己在在父亲那边所了解的朝堂情况，说道：“我大宋在籍官员恐不下四万之数，如此还是尚未计入各地胥吏僚属。正是拥有如此庞大的士人数量，方能维繫这套朝廷士人管理运转。文书往来愈多，愈需確保上下理解之一致；读书人愈眾，朝堂与地方之信息通达便愈有保障。由此，大宋之官制礼仪，亦隨之不断调整强化，导致……皇帝权柄，在事实上要比前唐、乃至於歷代更为集中。”

她引述孔子之言，感慨万千：“『殷因於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今观之，宋因於唐礼，其所损益，亦可知也。孔夫子之言，诚不欺我！”

读书十数载，李清照首次如此真切地感受到，儒家学问竟能如此深刻地切入现实政事的肌理，如此具有解释力与生命力。

这与当下主流宋儒沉溺於心、性、理、气等空泛概念的討论相比，简直是霄壤之別，高下立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