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你们的儒全部学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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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早已成为皇帝管理天下过程中需要剔除的冗余。

所以，辽国君主是皇帝，宋国君主也是皇帝，但双方在现实中，谁都不是那个能號令四夷、德泽天下的“天子”。至於西夏，更是自封帝號，儼然並立。

东旭此时反而引用了后世南宋朱熹的一句评语：“汉大纲正，唐万目举。本朝大纲正，万目亦未尽举。”

他顺著这句话分析道：“是故，在三代乃至西汉，承载『礼』的『天子』之位可以禪让，西汉末帝亦曾禪位於王莽。但承载『法』的『皇帝』之位则不同，帝位一旦更迭，必致朝堂震动，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然究其本质，实乃『一朝皇帝一朝臣』。因为高踞中央的帝皇，必然要任用符合其自身利益的新兴士大夫集团来管理天下。”

言罢，东旭目光平静地看向面色苍白的李格非，轻声道：“李相公，您细思之，我朝如今地方与中央严重失衡，强干弱枝之策下导致的『三冗』之弊，其根源是否都未曾逃出这个藩篱？歷朝歷代財政困局，或许皆有其因，但如本朝这般，定都於四战之地、无险可守之汴梁，致使漕运成为命脉所系，漕费靡巨！而河北、西北边防却常感匱乏……这些问题莫不是一一对应。”

李格非一时面色惨白，这些形而上的儒家理论竟然还能与当下大宋的危机一一对应。

东旭此言，已不仅仅是大逆不道，简直是公然宣称大宋中央朝廷，已不能完全代表大宋地方，尤其是边疆与东南的根本利益！

或者说，中央所秉持的“礼”並未能真正让天下归心。

这无异於暗指赵宋皇室与士大夫集团为了维繫一姓之帝位，选择定都汴梁以利控扼漕运方便集权，却在客观上损害了国防安全与天下整体的“礼法”正常化，即恢復一个王朝本该兼顾四方利益的均衡状態。

东旭坦然道：“儒家道统的问题正出现於此。它本是一门讲述『仁义』、『礼仪』的学说，是阐述华夏百姓如何向上构建文明秩序的学问。却在皇权的不断侵蚀与改造下，逐渐演变为一门主要讲述如何『效忠君父』的学问。其重心，已从『天下为公』的『礼』，偏移至『一家一姓』的『法』。”

“是故，东某认为昌黎先生对儒家的发展功莫大焉。他將对人性、道德的探討，重新拉回人伦日用之间。让人们意识到每个人自身对於世间『礼仪』的践行与维护，皆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仅此一点，昌黎先生之於儒家的功劳，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董仲舒。”

“董氏固然有倡『大一统』之功，然其学失之於对中央皇权过於阿諛，更杂糅阴阳五行、讖纬星象之学，为其『天人感应』之说粉饰遮掩。未免……有失儒家正道，阿諛过头了。”

东旭最后总结，其声不高，却字字千钧：“礼仪礼仪，究其根本，无非是『义』之体现，而这『义』，在国政层面便是要能代表天下百姓之公利！是为公天下！”

他目光如炬地看向李格非：“李相公，您看这汴梁城，它真的能代表天下百姓之公利？是理所当然的天下中央么？您心中自然明白。汴梁地处平原，无山川之险，依赖漕运耗费巨万以维繫一城之繁华，实非理想的建都之所。甚至，就天下格局与国防而言，还不如大名府更能兼顾四方，更符合本朝整体长远的利益。”

“至於为何歷代官家与朝廷，仍要固执地坚守这汴梁之地……”东旭意味深长地说道：“其中的利害权衡，你我心照不宣……不是么？”

他朗声诵出一段奏疏文字：“国家根本，仰给东南。今一方赤子，呼天赴诉，开口仰哺，以脱朝夕之急。奏灾虽小过实，正当略而不问。若因此惩责，则自今官司必以为戒，將坐视百姓之死而不救矣！”

此乃元祐年间，范祖禹为应对东南水灾所上奏章中的名言。

一句话，道尽了北宋立国百年后的尷尬现实，“国家根本，仰给东南”！

曾经富庶的中原之地，如今已难以供给庞大的中央朝廷，帝国的经济命脉与粮食供应，已完全依赖於东南漕运。

古代运粮成本极高，纵有漕河之利，沿途损耗官吏盘剥亦是沉重负担。

加之宋朝屡次治理黄河失当，导致河北良田沙化、水患频发，昔日能为北伐提供坚实后勤的河北平原，如今已经遍地狼藉。

至此，北宋对辽国实质上只能採取守势，朝野上下再难凝聚起如太祖、太宗时那般北伐燕云恢復汉唐旧疆的决心与魄力。

因为汴梁中央朝廷的统治需求，已然与北伐战略的物质利益相悖！

漕运维繫著的中央繁华，与河北西北边防的迫切需求，形成了难以调和的矛盾。

天下“礼仪”所应代表的那份“公利”已经彻底倾斜！

李格非听得冷汗涔涔，他怔怔地望著东旭，再也生不出半分与之辩论治学的心思。

东旭这番將儒家道统辨析与家国现实利害紧密勾连的宏论，在李格非面前展开了一幅前所未见的地缘政治，更令他对大宋未来感到一种深沉的无力与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