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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治的，她尽力治，治不了的，她如实说，让人去县医院。
但她最常做的，还是接生，后来甚至还成为了专门的接生员。
那时候农村生孩子，还是请產婆。產婆大多没受过正规培训，全凭经验，工具也简陋，剪子用火烧烧就算消毒了。
难產、大出血、新生儿感染，时有发生。
马春兰接生，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洗手，消毒工具，观察產程，该剪脐带时剪，该缝合时缝合。她手稳，心细，又学过解剖，知道怎么用力，怎么保护產妇。
经她手接生的孩子，產妇感染的概率大大降低。
渐渐地，“马医生”的名声传开了。附近几个村子的人，生孩子都愿意找她。
马春兰很珍惜这份工作。
每天天不亮，她就起床，先去卫生室打扫，整理药品。休息时偶尔也会背著药箱，去村里巡诊。谁家老人病了，谁家媳妇要生了，她都记在心里，按时上门。
晚上，她就在煤油灯下看书。培训时发的教材，她翻了无数遍，边角都磨毛了。她还托人去县里买医学书，虽然看不懂的地方很多，但她硬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啃。
那两年，是马春兰人生中最充实、最光彩的时光。
她穿著洗了不知道多少水的白大褂，背著药箱走在村里，大人孩子见了她都喊“马医生”。那种被需要、被尊重的感觉，让她觉得，自己真的“顶起了半边天”。
她也確实帮了很多人。
邻村的小媳妇难產，胎位不正，產婆说没救了，让准备后事。马春兰赶去，慢慢转了胎位，硬是把孩子接生出来了，母子平安。
还有刘家的孩子，高烧惊厥，抽过去了。神婆说是中邪，要灌符水。马春兰拦住，给打了退烧针，孩子第二天就退烧了。
这些事，一桩桩，一件件，村里人都记著。
“但是，当医生也不容易。”
马春兰嘆了口气，眼神变得凝重。
“那时候缺医少药啊，有时候看著人疼得打滚，我手里只有几片止痛片，递过去也只能暂时缓解。甚至偶尔连止痛片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著。”
“记得有一回，你外婆村东头的王嫂子难產。那时候条件差，又是在家里生。我去的时候，孩子已经憋得不行了。我拼了命地想办法，又是推拿又是扎针……最后，大人保住了，孩子没了。”
“那是个男婴，生下来就全身青紫，一声都没哭。”
“王嫂子哭得死去活来，抓著我的手不放。我心里那个难受啊，就像是有把刀在绞。我就想，要是咱们有个正经医院，要是有更好的药，这孩子是不是就能活？”
马春兰感嘆著，那个年代有太多无奈。
药不够，常用的青霉素和阿司匹林经常断货。病人需要，她开不出，只能干著急。
设备简陋，没有x光机，没有化验室，很多病只能靠经验。经验对了，是幸运；经验错了，可能就是一条命。
还有那些因为医疗条件落后造成的悲剧。
最让马春兰痛心的，是一个叫秀英的媳妇。
秀英怀了双胞胎，肚子特別大。临產时难產，生了三天三夜，孩子出不来。马春兰想给她剖腹產，可村里没条件，送去县医院又来不及。
最后，秀英大出血，死了。
两个孩子，也没保住。
马春兰守了她一夜，眼睁睁看著她的生命一点点流逝，却无能为力。
秀英死前拉著马春兰的手，气若游丝：“马医生……我的孩子……救救他们……”
马春兰哭了：“秀英，我对不起你……”
秀英摇摇头，眼睛慢慢闭上了。
那之后，马春兰做了好几天噩梦。梦里都是秀英苍白的脸，和那句“救救他们”。
她开始更加拼命地学习，想著如果自己懂得更多，是不是就能救更多人？
可她没想到，她的医生生涯，很快就结束了。
1974年秋天，马春兰十九岁。
在农村，这个年纪的姑娘，该说婆家了。
提亲的人不少。马春兰长得端正，又能干，还是医生，是很多人眼中的好媳妇人选。
“在农村，超过二十岁的大姑娘还没嫁人，那就是老姑娘了，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所以这最后一年，你外公外婆急啊，天天催。那时候讲究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我也想过找个有文化的，或者找个工人，但现实哪有那么容易？”
更何况，马春兰不想嫁。
她还想当医生，还想学习，还想去县里进修。她听说，县医院在招人，要考试的。她想去试试。
可父亲不答应。
“你都十九了，再不嫁，明年二十，就成老姑娘了。”父亲说，“女人终究是要嫁人的，相夫教子才是本分。”
这一次，就连母亲也劝：“春兰，听你爹的。找个好人家，安安稳稳过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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