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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金秋，南昌梅岭的阳光透过桂花树隙，在江西农大的青石板路上洒下碎金。陈建军背著磨出毛边的帆布包，指节因攥紧布袋子而泛白——里面是母亲连夜蒸的红薯饼子，咸菜罈子在袋底晃出细碎的碰撞声。他站在刻著“江西农业大学”的校门前，粗布褂子的补丁被风掀起，与往来学生笔挺的校服形成刺目的对比。好奇与憧憬在眼底翻涌，却被更深的侷促按下去：他是陈家坳第一个大学生，也是全村凑了一百多块钱、坐了两个多小时的“泥腿子”，而这里的一切，都精致得让他不敢呼吸。
宿舍是六人间平房，五张床位已被占满。室友们围著崭新的搪瓷脸盆说笑，上海来的林文轩正用钢笔在笔记本上练字，bj的赵磊把玩著进口的塑料文具盒，见陈建军进来，几人的笑声戛然而止。目光像细密的针，扫过他补丁摞补丁的裤子，扫过帆布包里露出来的粗瓷碗，最后落在他手里的布袋子上，带著毫不掩饰的诧异。“你就是陈建军？”林文轩率先打破沉默，语气里的客气裹著疏离，“靠窗那铺没人，你用吧。”
陈建军低著头，把行李往床底塞时，布袋子不小心滑落，玉米面饼子滚了出来，沾了地上的灰尘。赵磊“嗤”了一声，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这玩意儿能吃吗？別闹得宿舍一股子味儿。”这话像一块石头砸在陈建军心上，他慌忙捡起饼子，拍了又拍，耳根烧得通红，却连反驳的话都说不出口。那天晚上，他缩在床角，嚼著干硬的饼子，听著室友们谈论城里的电影院、电视机，第一次觉得，大学这扇门，或许並没有他想像中那么好进。
开学班会，五十多岁的王教授站在讲台上，老花镜后的目光扫过全班：“食品加工不是『做吃食』，是守住国人的饭碗，是让地里的庄稼变成能走四方的好东西。”他顿了顿，目光落在角落里的陈建军身上，“我知道有人觉得自己基础差，觉得农村来的就矮人一等，但在这里，只有会不会学，没有配不配学。”这话像一道光，照进陈建军灰暗的心里——他想起小时候，村里闹饥荒，母亲把仅有的半罐黄桃罐头省给他，那酸甜的滋味，是他对“好吃的”最深刻的记忆。也是从那时起，他暗下决心，要让家乡的果子，能变成这样的罐头，让村里人再也不用挨饿。
从那天起，陈建军成了校园里最“轴”的人。天不亮就去图书馆占座，课本上的笔记写得密密麻麻，连页边空白都填满了批註；晚上自习室熄灯，他就借著走廊的路灯背书，冻得手僵了，就搓一搓继续。室友们嘲笑他“死读书”，林文轩甚至跟別人打赌：“陈建军？他能毕业就不错了，还想搞食品加工？”这些话，陈建军都听在耳朵里，却没放在心上——他知道，唯有拼命，才能堵住那些质疑的嘴。
可命运的打击，来得比想像中更猝不及防。大三那年，王教授带著陈建军等几个优秀学生去省国营罐头厂实习，那是陈建军第一次见到罐头生產线，机器轰鸣中，一罐罐黄桃罐头从传送带上滚下来，他眼睛都看直了。可没过几天，厂里就出了大事：一批刚出厂的黄桃罐头，运到外地后全变质了，罐身鼓得像皮球，商家索赔几万块——这在1985年，简直是天文数字。
“是杀菌不彻底，还是糖水配方有问题？”厂长急得满头大汗，召集技术人员开会，却没人能说出个所以然。陈建军站在车间角落，看著工人师傅们愁眉苦脸的样子，想起了村里因储存不当烂在地里的桃子，突然鼓起勇气举起手：“我……我想试试。”
这话一出，车间里顿时安静下来。技术科长瞥了他一眼，语气带著嘲讽：“我们这些老技术员都搞不定，你一个没毕业的学生，凑什么热闹？別添乱了。”王教授却皱著眉，沉吟片刻：“让他试。年轻人敢想敢干，说不定能出奇蹟。”
陈建军把自己泡在了实验室里。他白天跟著工人师傅拆解工序，记录每一个环节的温度、时间，晚上就抱著专业书啃，反覆琢磨糖水浓度与杀菌温度的关係。可实验一次次失败：调整了糖水配方，果肉却变得软烂；提高了杀菌温度，罐头又出现了焦味。更糟的是，厂里的流言蜚语越来越多，有人说他“自不量力”，有人说他“想靠这个出风头”，连室友林文轩都打来电话：“陈建军，別傻了，你根本不是这块料，赶紧放弃吧。”
就在陈建军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家里传来了坏消息：父亲上山砍柴时摔断了腿，家里欠了一大笔医药费，母亲来信问他能不能先凑点钱回去。拿著信，陈建军躲在实验室里哭了——他手里一分钱都没有，唯一能做的，就是靠这个实验，或许能拿到一笔奖金，给父亲治病。
那天晚上，他对著一堆实验数据发呆，王教授悄悄走了进来，把一件厚外套披在他身上：“我年轻的时候，想改良小麦品种，失败了整整三年，所有人都劝我放弃，说我是疯子。”王教授指著实验台上的罐头，“你看这黄桃，从开花到结果，要经歷风吹雨打，才能长成好果子。做人做事，也一样。”说著，他从口袋里掏出五十块钱，塞到陈建军手里，“先寄回家，別让家里的事绊住了手脚。记住，真正的困难，不是別人的质疑，而是自己的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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