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6章 1928年共產国际特別代表大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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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代表的发言也引起了特別关注。

这位年轻的代表展现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沉稳与战略眼光，他的发言建立在令人振奋的事实基础上：

“同志们，我首先要报告一个好消息：

在共產国际，特別是德国和苏联同志持续不断的支援下，东方的革命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

“目前，我们领导下的军队力量已经发展到十二个正规军，总兵力超过十八万人。

我们不仅拥有步枪和机枪，还建立了自己的炮兵部队、工兵分队，甚至初步的无线电通讯网络。”

“我们在农村建立的政权已经覆盖了五省七十二县，总人口约两千三百万。

在这些区域，我们完成了彻底的土地改革，超过四百万农户获得了土地；我们建立了三千多个农民委员会，组织合作社生產；我们开办了八百余所解放小学，让农民子弟第一次有机会读书识字。”

他特別强调了组织建设：

“在我们的根据地，领导的工农委员会政权不是『影子政府』，而是实实在在行使著行政、司法、税收、教育等全部国家职能的完备政权体系。”

会场响起讚许的低语。来自东方的同志继续道：

“由於国际共运整体力量的增长，特別是德国和苏联在国际舞台上的有力支持，帝国主义列强对东方的直接干预能力受到了显著制约。这为我们创造了宝贵的战略窗口期。”

“去年秋季以来，我军在秋季攻势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在g省，我们歼灭了反动政府的三个主力师；在eyw等地，我们的根据地扩大了一倍；而且我们进一步扩大了通往北方的战略通道。

目前，反动派的军事攻势已从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东方的情况確实与欧洲不同。

我们面对的是军阀、买办和帝国主义直接勾结的暴力机器，没有议会斗爭的空间。

武装斗爭是我们必须坚持的道路——这一点没有变，也不会变。”

“但是，”

他强调，

“德国和波兰同志的经验让我们更加清醒地认识到：

枪桿子可以夺取政权，但只有民心才能巩固政权。我们在根据地进行的土地改革、委员会建设、合作社经济、文化教育，就是在做爭取民心、夯实政权基础的工作。”

他最后总结道：

“当前的东方革命局势，正处於一个稳中向好、积极进取的歷史阶段。

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坚持正確的革命策略，继续將武装斗爭与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继续將国际援助与自主发展有机结合，东方革命的胜利前景是清晰可见的。”

“而且，东方革命的每一步进展，都將极大地改变世界革命的整体格局。

当我们贏得解放时，国际资本主义体系將遭受其歷史上最沉重的一击。为此，我们感谢德国和苏联同志的支持，也期待著与各国兄弟党进一步加强经验交流与合作。”

东方代表的发言结束后，会场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

托洛茨基在笔记中写道：“东方同志正在创造一条將武装斗爭、土地革命和政权建设完美结合的道路。

这可能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最具普遍意义的革命模式。”

而韦格纳在听取发言之后，对身边的施密特轻声说：

“看到吗？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它能在不同的土壤中生长出適应不同环境的形態。

而所有这些形態，最终都將指向同一个目標：全人类的解放。”

这个判断，连同世界革命的积极图景，成为了1928年柏林大会留给歷史的又一个深刻印记。

在即將到来的全球性危机中，东方战场与西方战场的革命进程，將如何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成为了所有与会者心中思考的重大战略课题。

来自印度代表罗易也提出了自己的困惑。

“韦格纳同志，您所阐述的通过经济建设和生活改善来贏得民心的道路，在德国这样的工业国或许行之有效。

但在印度，我们面对的是绵延千年的种姓枷锁、根深蒂固的宗教隔阂、以及英国殖民者精心构建的分而治之体系。

在这种环境下，强调物质改善，是否会淡化阶级斗爭的尖锐性？

当一部分人生活稍有改善，他们会不会满足於现状，反而成为革命进一步深入的阻碍？”

会场安静下来，许多亚洲、非洲代表都看向讲台。这是一个无法迴避的问题。

韦格纳沉思片刻，缓缓开口：

“罗易同志，您提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原理如何与千差万別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首先我要承认：印度革命的道路，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德国道路的简单复製。”

“印度的特殊性在於，阶级压迫与种姓压迫、宗教矛盾、民族问题以极其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