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7章 各国对法国革命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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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格纳沉思片刻后，做出了决断，

“我们必须让巴黎的统治者清楚，摧毁法国无產阶级的革命希望，其代价是法国的资本家无法承受的。

但仅有军事上的威慑还不够，如果法国人扛不住压力，那我们的逼迫就可能会迫使法国的资產阶级政府更加依赖英美，甚至狗急跳墙全面开战。

我们必须同步提出清晰的政治解决方案，將军事压力转化为政治槓桿。

我们既要保住法国革命的火种和骨干力量，又要避免引起新的全面战爭，我们要迫使法国资產阶级政府坐到谈判桌前，接受一个有利於无產阶级的政治安排。”

韦格纳详细阐述了他的 “双轨战略” ：

“对法国革命派同志们的支援必须升级，除了之前確定的援助，还要在边境建立接收点和短期训练营地，用於转移、救治法国革命派重伤员、核心干部及其家属，並进行快速战术培训。

在继续提供城市战、游击战装备和教程的同时，增加一批適用於野战和机动防御的武器，帮助革命派在乡村和山区建立更稳固的根据地，减轻城市压力。

与让诺同志建立更直接、更保密的战略级沟通渠道，分享我们对全局的判断，协助他们制定更长期的生存与发展战略，將武装斗爭与群眾工作、统一战线策略更紧密结合。”

“同时，我们要发起一场公开的政治和外交行动：

要以人民委员会和外交部的名义，强烈谴责法国政府『对本国人民的血腥镇压』和『对外国帝国主义援助的依赖』，警告其行动正在將欧洲推向战爭边缘。

同时，明確表示德国『密切关注法国无產阶级的正当权益和生存状况』，『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对法国內政的武装干涉』。

我们还要提出“和平解决方案”倡议，在声明中，我们要公开呼吁法国各方立即停火，回到谈判桌上。

要求法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所有政治犯；解除对罢工和和平示威的禁令；

承认法国共產党（革命派）及其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的合法政治地位；在国际观察员的监督下，举行包括所有主要政治力量参与的全国对话会议，商討结束內战、进行社会改革、乃至重组联合政府的可能性。

韦格纳总结道：

“这是一场综合运用军事威慑、革命支援升级、公开政治倡议和秘密外交沟通的组合拳。

我们的目的有三：

一是为法国革命派爭取喘息空间和合法斗爭的可能；

二是分化法国统治阶级，拉拢其中担心战爭和彻底崩溃的『现实派』；

三则是在国际舆论上爭取主动，即使最终无法立即实现联合政府，也要迫使法国政府减缓镇压，为革命力量的长期坚持创造条件。”

施密特迅速领会了其中精妙：

“以压促谈，以战止战。既展现了我们保卫革命同志的决心，又给出了避免最坏情况的政治出路。

这將极大增加法国政府决策的复杂性和內部矛盾。”

克朗茨咧嘴一笑：

“我们会让对面的法国佬看清楚，社会主义的战士不是好惹的。”

韦格纳的决议被迅速下达。

数日之內，德法边境地区战云密布。德国人民革命军的精锐部队进行大规模机动演练，新型坦克和装甲车迅速在边境地区集结，空军也加大了对领空的巡视。

柏林发表的强硬声明和“和平方案”在国际社会引起轩然大波。

苏联方面立即表示支持德国的倡议，並警告英美不得升级干涉。

英美则强烈谴责德国“公然干涉法国內政”、“进行战爭恫嚇”。

在巴黎，军方强硬派叫囂要“以更强硬回应强硬”，但更多的內阁成员和实业家看著边境对面德国的钢铁洪流，想著国內糜烂的局势开始动摇。

德国提供的台阶对一部分渴望恢復秩序、避免国家彻底破產和战爭的资產阶级来说，產生了诡异的吸引力。

而在法国境內，压力下的革命派获得了宝贵的喘息。

莱茵河两岸，军事对峙与政治博弈同步上演。德国不再仅仅是法国革命的幕后支持者，而是以更强势、更直接的姿態，站到了欧洲阶级斗爭的前台，试图用铁拳与橄欖枝，为法国无產阶级的命运，也为欧洲的格局，砸开一条新的可能之路。

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及柏林疗养院）。

苏联的反应更为直接和热烈。

俄共（布）中央和共產国际执委会在史达林、季诺维也夫等人的主导下，迅速將法国革命视为世界革命新高潮的可能起点。

苏联通过地下网络和共產国际渠道，向法国革命派输送了更多经验丰富的同志来帮助法国的同志们稳定局势。

於是，在1925年初春的法兰西大地上，出现了一幅奇怪的图景：

在巴黎、里昂的街头，政府军士兵在英国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向革命军的街垒发起猛攻。

革命派的工人武装，则使用著德制和苏制武器，借鑑著德国传递的城市战技巧和苏联的突击队经验，进行著顽强抵抗。

在乡村和小城镇，得到外国资金支持的政府军保安部队和极端右翼民兵也与得到农民支持的革命派游击队展开周旋，一时之间，发过的大地上的流血衝突更加激烈了，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被捲入到这场全国范围內的衝突当中来。

外交场上，英美外交官为法国政府的行动奔走辩护，而德国和苏联的代表则或在公开场合谨慎表態“呼吁和平解决”，强烈谴责“帝国主义干涉法国內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