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 西克特的思想改革之路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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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难道不是赤裸裸的自相矛盾？是机会主义！”

“不，我认为这是一种更高明的、超越传统外交范式的策略，”

曼施坦因沉吟道，

“可以称之为『革命的现实主义』。其核心在於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区分战略阶段的当前任务与长远目標。”

曼施坦因进一步阐述：

“当前，德国虚弱不堪，英法等国的封锁是勒在我们脖子上的主要绞索。

那么，利用英国对法国大陆霸权的担忧，暂时缓和与西方的紧张，甚至进行有限的合作，就是打破主要矛盾、为德国爭取生存空间的必要手段。这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短期的、迫切的利益。”

曼施坦因停顿了一下，让眾人消化，然后继续道：

“而从长远战略看，一个被资本主义包围的红色德国是无法真正安全的。因此，支持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在我们宿敌法国內部点燃火焰，从根本上削弱帝国主义阵营的力量，这同样符合德国长远的、根本的国家利益。

韦格纳的『国际主义』，在我看来，是一种更宏大、更具前瞻性的『国家利益』实现手段。它比我们过去那种僵硬、被动、受制於君主私谊或陈旧盟约的外交，更具弹性和主动性。”

西克特默默地听著，他回想起韦格纳在某篇分析国际形势的文章中明確写道：

“要把我们朋友搞得多多的，敌人搞得少少的。要利用敌人营垒中的一切矛盾，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同盟者。”

此刻，西克特內心不得不承认，这种將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高度结合的策略，虽然彻底顛覆了传统外交的矜持与规范，但在当前德国近乎绝望的弱势地位下，或许是唯一能够破局、於夹缝中求生存和发展的现实之道。

与此同时，另一场更具专业性的思想激盪，在古德里安牵头组织的非正式“战术研究小组”中展开。

这个小组的成员包括曼施坦因、隆美尔以及其他几位对军事理论抱有浓厚兴趣的年轻军官。他们不再满足於被动接受，而是开始主动地將韦格纳的军事论述，与他们所熟悉的克劳塞维茨、老毛奇，乃至史里芬的理论进行比较、印证和融合。

一次夜间討论中，古德里安显得尤为激动，他的声音带著难以抑制的热情：

“看这里！韦格纳主席强调『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並形象地比喻『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

这说的不正是我们一直在构想的装甲突击的核心吗？”

古德里安的手指在地图上划出一个巨大的箭头，

“我们不需要在漫长的战线上与敌人逐个爭夺堑壕，我们应该將有限的装甲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无坚不摧的钢铁拳头，选择敌人战线的薄弱环节，深深嵌入其纵深，直捣其指挥中枢、后勤基地，瘫痪其整个作战体系，彻底歼灭其有生力量和战斗意志！”

隆美尔深以为然地点点头，补充道：

“而且韦格纳主席对於『主动性』的强调，完美契合了装甲部队指挥官的需求。在高速突进的混乱战场上，等待上级命令是致命的。

他要求指挥员『基於总的战略意图，发挥最大的主观能动性』，这正好为我们设想的，赋予装甲分队指挥官在战术层面极大自主权的做法，提供了理论依据！”

曼施坦因则从更宏观的战役层面进行分析：

“他的思想与老毛奇的『分进合击』（kesselschlacht）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都强调在决定性地点形成局部优势。

但韦格纳主席更进了一步，他不仅关注军事层面的合围，更强调摧毁敌方战爭潜力和意志的『歼灭战』。他將政治因素、民眾心理都纳入了战役计算的范畴。这提醒我们，未来的战爭，不仅仅是军队之间的对抗。”

年轻的军官们惊讶地发现，许多他们自认为是基於一战经验教训而独创、创新的战术思想，竟然都能在那位“政治领袖”的军事哲学中找到深刻的理论共鸣和支撑。

这种发现，不仅仅是一种认同，更带来一种奇妙的心理衝击——那位在柏林运筹帷幄的人，不仅在政治上顛覆了旧世界，在纯粹的军事艺术领域，其视野和洞见也远远走在了他们这些职业军人的前面。

这种认知，极大地加速了他们內心深处对韦格纳个人能力和其思想体系价值的重新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