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苏俄来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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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在表面友好的气氛中结束,但双方都清楚,意识形態的裂痕已经显现。季诺维也夫离开时,脸上的笑容有些僵硬。
会谈结束后,韦格纳和克朗茨,施密特等同志来到了会议室。门刚一关上,奥托·克朗茨猛地一拳砸在铺著地图的长桌上,震得上面的铅笔跳了起来。
“该死的俄国佬!”克朗茨低吼道,脖颈上的青筋都因愤怒而凸起,
“他们以为他们是谁?是世界革命的教皇吗?跑到柏林来对我们指手画脚!什么『协调』,什么『遵循纪律』,我看他们就是想让我们当他们的附庸,当他们在欧洲的看门狗!那个季诺维也夫,看他那副高高在上的样子,我就恨不得……”
“奥托!”约翰·施密特出声制止了克朗茨更激烈的言辞,同时警惕地看了一眼门口,“注意你的言辞。他们毕竟是……名义上的同志。”
“同志?我看是披著红色外衣的新沙皇!”克朗茨怒气未消,转向一直沉默著走到窗边的韦格纳,“主席同志,您也看到了!他们想要的不是一个平等的兄弟,而是一个听话的徒弟!我们流了那么多血,死了那么多兄弟,才打下了这个崭新的德国,难道就是为了换个主子吗?”
韦格纳望著窗外柏林渐渐亮起的灯火,缓缓转过身,脸上並没有克朗茨那样的激愤,反而带著一种平静,甚至还掛著一丝若有若无的无奈笑容。
“看到了吗同志们?”韦格纳的声音平和,却清晰地传入两人耳中,“这就是现实。来自『兄弟』的束缚,有时並不比来自敌人的压迫轻鬆多少。敌人明刀明枪,我们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兄弟』……他们会用理想、用主义、用『国际义务』这些美好的词汇,编织成一张温柔的网,试图將我们牢牢捆住,让我们按照他们的节奏和蓝图起舞。”
韦格纳走到桌前,双手撑在桌面上,目光扫过克朗茨和施密特。
“奥托,你的愤怒,我理解。我何尝不感到憋屈?”韦格纳先是安抚了克朗茨的情绪,认同了他的感受,“我们刚刚挣脱了凡尔赛的锁链,绝不能再套上莫斯科的韁绳。”
听到韦格纳明確的態度,克朗茨的怒气稍缓,但依旧梗著脖子:“那我们就该直接顶回去!告诉他们,德国的事,德国人自己说了算!”
“然后呢?”韦格纳反问,语气依旧平和,“立刻与莫斯科翻脸,让我们在面临英法封锁的同时,再增加一个强大的意识形態敌人?让蔡特金同志的外交努力付诸东流?让我们失去可能打破孤立的外交突破口?”
这一连串的问题让克朗茨哑口无言。施密特若有所思地接话:“主席同志的意思是……既要斗爭,也要团结?既要藉助苏俄同志的力量,又不能被他们主导?”
“没错!”韦格纳讚许地看了施密特一眼,“施密特同志,你抓住了关键。我们要藉助苏俄同志的力量,但绝不能失去我们德国自己的方向和灵魂。”
韦格纳直起身,开始阐述他的对策,思路清晰而务实:
“第一,拖字诀。 对於加入共產国际和深度『协调』的提议,不明確拒绝,但也不轻易答应。我们可以提出需要时间『研究』、『討论』,需要『徵求广大基层苏维埃的意见』。用我们自己的民主程序,来抵消他们的外部压力。要把主动权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
“第二,务实合作。 告诉希法亭和皮克同志,与俄国人的经济谈判要务实。我们需要他们的粮食、石油、某些稀有原料,可以用我们恢復生產的工业品、特別是他们急需的精密设备和化工產品来交换。但合作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核心技术和技术人员,必须严格控制在我们自己手里。台尔曼同志的內务部要在这方面加强监督。”
“第三,独立建军。克朗茨同志,这一点尤为重要。”韦格纳看向克朗茨,“我们的军事改革必须加速,儘快完成五个主力军的整编和思想统一。要让我们的人民革命军从上到下都明白,他们效忠的对象只有一个——德意志人民共和国,而不是任何的『世界革命中心』。只有我们自身足够强大和团结,才有底气对任何不合理的要求说『不』。”
“第四,灵活外交。 克拉拉·蔡特金同志可以继续与莫斯科保持热络,宣扬『无產阶级国际主义』,这在外交上对我们有利。但同时,我们也要秘密尝试其他渠道,比如通过中立国,向伦敦甚至华盛顿传递一些谨慎的、愿意討论某些领域合作的信號。要让莫斯科知道,我们並非只有他们一个选择。”
韦格纳的策略,既有原则的坚定性,又有手段的灵活性,既利用了苏俄这面旗帜的掩护,又时刻警惕著不被其同化。
克朗茨听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胸中的鬱气散了大半,有些惭愧地对韦格纳说:“主席同志,是我太衝动了。您看得远,想得周全。”
韦格纳走过去,再次拍了拍这位老战友坚实的肩膀,语气温和而坚定:“奥托,你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和勇猛,是我们共和国最宝贵的財富。愤怒是应该的,但我们要把愤怒转化为建设国家、强大自身的力量,而不是徒劳地咆哮。记住,我们的目標是让德意志人民过上好日子,让我们的共和国屹立不倒。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耐心,更需要智慧。”
韦格纳又看向施密特:“施密特同志,思想战线的工作很重要。要引导舆论,既要宣传与苏俄的兄弟友谊,也要潜移默化地强调我们德国道路的独特性和独立性。这个宣传之间的尺度,你要把握好。”
“是,主席同志,我明白。”施密特郑重点头。
房间內的紧张气氛终於缓和下来。韦格纳用他卓越的政治智慧和安抚手段,再次將核心团队凝聚在一起,並为他们应对来自“红色兄弟”的挑战,指明了一条清晰而坚定的道路。窗外,柏林的夜晚寧静而充满希望,而在这间办公室里,守护这希望的战略,正在冷静地布局。
而在柏林另一处住所,季诺维也夫正在向莫斯科发回密电,其中写道:“……韦格纳是一位卓越的战术家,但其在理论上存在危险的民族主义倾向和对集中纪律的轻视……必须加强对德国党內健康力量的支持和引导……”
红色的柏林,在欢迎红色莫斯科来客的同时,也悄然拉响了一场关於革命领导权与道路选择的无形斗爭的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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