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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有节奏上的批评，但《景行志》在人物塑造上获得的讚誉是压倒性的。最大的突破在於，它没有迴避李宇轩身上最核心的矛盾。
剧中用了大量篇幅刻画他对少东家那种夹杂著知遇之恩、主僕之谊、政治认同和个人忠诚的复杂情感。一场关键戏在1936年西安事变后：少东家回到金陵，召见李宇轩。书房里，少东家背对镜头，声音疲惫：“景行，所有人都可能背叛我，你不会，对吗？”李宇轩站立良久，回答：“少东家，宇轩此生，不负国家，不负袍泽，亦不负少东家知遇。”这句话的每个字都重若千钧，背后是即將到来的巨大歷史考验。
而对这“不负国家”与“不负少东家”之间可能出现的衝突，剧集也没有简化。解放战爭初期，作为东南最高长官，李宇轩多次接到“清剿”命令。剧中展现了他如何运用拖延、虚报、甚至故意泄露情报等方式，避免与解放军主力决战，同时又要应付金陵方面的催逼和同僚的猜疑。一场与心腹將领的深夜对话点明了他的困境：“这仗不能再打了，国人打国人，亲者痛，仇者快。但少东家於我有恩，我不能公然抗命……两难啊。”
这种“两难”贯穿了他1949年前的抉择。剧集同样没有迴避他作为国民党高级將领的歷史责任，但將其置於更广阔的人性视角下：一个试图在歷史夹缝中保全更多生命、减少破坏的旧式军人。他下令释放政治犯、暗中传递情报、最终在解放军兵临城下时放下武器，这些行为既有爱国情怀，也有人道主义考量，同时也有保全部下和百姓的现实算计。角色因而摆脱了非黑即白的脸谱，成为一个在时代巨变中努力把握方向、却常感无力的悲剧性人物。
群像塑造是另一大亮点。国共两党人物不再是背景板或对立面，而是有著各自立场、性格和情感的个体。那位与李宇轩在山城谈判期间的一次非正式会面，拍得颇有韵味：两人回忆起星城第一师范的往事，他称“李老当年一堂课，让我想了半个月”，李则感嘆“你当年的问题，如今看来，都是关乎华夏命运的大问题”。没有剑拔弩张，只有歷经沧桑后的互相审视与隱含的尊重。
秋天与李宇轩的几次互动，则突出了超越党派的情谊与默契。一场戏是抗战期间，秋天作为中共代表到第三战区协调作战，李宇轩私下对他说：“秋天，你们在敌后的仗，打得苦。我这里有些多余的药品和电台零件，你设法带回去。”秋天握住他的手：“景行兄，这份情，我党记下了。”简短对话，胜过千言万语。
最动人的群像戏之一，是在功德林。李宇轩並非孤身一人，他与同样在此改造的杜与明、黄伟、王耀五等昔日学生、同僚，形成了特殊的小社会。他们有爭论，有回忆，有对过往的反思，也有对华夏的观察。一场戏是眾人收听国庆广播，杜与明长嘆：“主任，若当年……”李宇轩摆摆手，指著窗外正在操场上打球的管理人员年轻面孔：“没有若当年。看看他们，华夏总归是在往前走了。”这些黄埔系將领之间的互动，充满了歷史沉淀下来的复杂情感，有惋惜，有释然，也有对新生的微弱期盼。
剧集热播到中期，一个有趣的討论在网络上兴起：为何《景行志》没有採用那些更富戏剧性、甚至带点“野史”色彩的歷史细节？
话题由豆瓣小组一个帖子引爆。id“近代史考据控”发问：“有没有人发现！剧里居然没拍李宇轩在维也纳和二战头子同桌喝咖啡、以及北伐时跟隆美尔飆车的桥段？还有他早年跟著他少东家闯天下，张口找少东家要军费的名场面也刪了！这么带感的歷史细节为啥不拍啊？”
帖子迅速成为热帖。很多人附和，並搬出《李宇轩日记》中的记载作为证据。
id“黄埔旧事档案馆”贴出日记影印件截图：“『与隆美尔试乘新车，其人狂放，车速骇人，余竟晕车半日』——这是1928年二次北伐攻占济南后，李宇轩日记里的话。隆美尔当时作为德国军事顾问在华，两人因都对装甲战术感兴趣而有交集。这段要是拍出来多有意思！”
id“宇轩学研究组”更是指出：“找他少东家要钱那段更绝。1926年第一次北伐后，李宇轩想创造第五军德械军，更新德式装备，预算巨大。他直接去找当时已是金陵老大的少东家，日记写『少东家面有难色，沉吟良久，终批条曰：景行办事，我信得过。然国库空虚，此款需从余之特別费中支取。』这既见少东家对他的信任，也见当时国民政府財政之窘。生动的歷史切片啊！”
一时间，“求拍番外！”的呼声四起。但也有不少观眾和学者持不同看法。
歷史学者赵明远（剧中担任歷史顾问）在接受採访时解释了创作团队的考量：“我们掌握的资料里，確实有这些记载。但电视剧的篇幅有限，必须做出选择。李宇轩与二战头子在维也纳的会面，根据现有材料，很可能只是一次意外，並无深交。与隆美尔的交往，也仅限於军事技术层面的交流。在有限的篇幅里，我们需要聚焦於更能体现他一生主线——即军事教育、抗日作战、歷史抉择——的內容。那些更『戏剧化』的碎片，虽然有趣，但若过度渲染，容易模糊焦点，甚至让观眾產生『猎奇』大於『思辨』的观感。这不是纪录片，是歷史正剧，需要敘事上的聚焦和主题上的纯粹。”
导演周正平补充得更直白：“我们拍的不是『李宇轩將军的奇遇记』，而是『李宇轩將军与他的时代』。所有细节的取捨，都要服务於塑造这个人物在歷史中的位置和作用。他和二战头子相交，和隆美尔飆车，这些事对他的人生走向、思想形成有决定性影响吗？没有。那它们就只能是背景花絮。而他要军费整军，反映的是他建设现代国防的努力和当时国家的困境，这与主线相关，所以我们通过其他方式（如会议爭论、文件批示）体现了，但没有採用日记里那种更私人化的场景。这是艺术创作的选择，也是对歷史的一种负责任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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