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面试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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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当梁瑾费尽周折將“目標已转往京州”的消息传递到岩台时，祁同伟早已置身於省公安厅的宿舍內，深居简出，在公安厅办公室的指导下专心准备进京事宜。

京州是梁家经营多年的大本营，盘根错节的关係网无处不在。祁同伟对此心知肚明，故而警惕性提到了最高。

他谢绝了一切所谓的“接风宴”、“庆功酒”，无论是泛泛之交的同事，还是昔日同窗的邀请，一律婉拒。

即便是一位大学时代同寢四年、关係深厚、且与梁家绝无瓜葛——这方面有上一世的证明——的老同学真心相邀，他也硬著心肠，以需要静心准备为由坚决推辞，哪怕因此让对方感到不快。

在祁同伟的价值排序里，所谓的“面子”、“人情”乃至短暂的友情，在关乎前程命运与人身安全的根本利益面前，皆可捨弃，无足轻重。

正如他前一世可以为了向上攀爬而做出那惊世一跪、哭坟、锄地等种种拋开尊严的举动一样。

这一世，他同样绝不会因一时抹不开的情面，或是贪图表面的热闹，而让自身暴露於任何一丝不可控的风险之下。哪怕这种风险在旁人看来只是微乎其微的“想多了”。

他阅览和研究过太多案例卷宗，深知多少精心布局毁於一时的侥倖、疏忽与所谓的“不好意思”。

这种极致到近乎偏执的谨慎作风，同样贯穿在他对北大博士招生关键环节的安排上。

他早已料想到，若能通过初筛，面试或进一步联繫的通知，极大概率会通过电话进行。

若按某些戏剧化的蹩脚桥段，可能会將联繫方式留成岩台缉毒中队的公开电话，弄得人尽皆知，平添波折；

或是留高育良家的电话，然后不幸被吴惠芬接听，甚至被恰巧在场的梁璐听闻，又会横生枝节。

在他看来，这种“咎由自取”的磨难毫无意义，是成熟政治家必须避免的低级错误。

经过两个月的相处观察，他基本確认了震旦大学那位年轻讲师沈毅的人品与可靠性。

於是，他坦诚相告了自己的部分计划与顾虑，获得了沈毅的理解与支持。最终，他留给北大招生办的联络方式，是震旦大学经济系办公室的电话，並明確註明由沈毅老师转达。

在这个固定电话为主流的年代，由他人转接通知是常態。他与沈毅、高育良之间，已然形成了一个简单而有效的保密链条：沈毅接到北大通知后，会拨打高育良的系主任办公室电话，確认环境安全后，再告知情况；高育良则会通知祁同伟，由祁同伟择机在安全环境下，主动给北大回电。

就在他將推荐信与论文寄出整整二十天后，午后，他接到了高育良的消息。来到办公室的电话房，高育良的声音一如既往地平稳，听不出太多情绪：“同伟，来我办公室一趟。”

祁同伟放下电话，深深吸了一口气，又拨出去一个电话，大声聊了几分钟，便离开了电话房。他知道，决定他能否跳出汉东这片泥沼的第一个关键回音，或许已经到了。

整理了一下衣著，祁同伟神情恢復了一贯的沉稳，迈步向汉东大学政法系的方向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