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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传到西域，泰西封分行开业当日，安息旧贵族阿尔达希尔带着一箱黄金赶来，将黄金存入银行后，拿着存票簿感慨道：“昔日安息王的国库，也未必有这般规整。如今拿着这张纸，便能在洛阳取到黄金，陛下的手段，当真超越古今！”
就在帝国银行的网络迅速铺开时，广州港的码头上，一艘艘悬挂着“大汉海贸总公司”旗帜的福船正缓缓离岸，船上满载着蜀锦、青瓷、茶叶，目的地是南洋马六甲驿站。市舶司使郑玄站在码头高台上，手持苏曜亲颁的“海贸令牌”，向船队统领高声下令：“记住陛下谕令，到马六甲后，先与当地土邦核对贡品清单，再将官营丝绸按定价出售，民营商船需凭‘贸易许可证’方可卸货，严禁走私香料、象牙！”
这便是苏曜经济政策的另一核心——海贸官营。他深知，海贸之利不仅是税收来源，更是维系帝国统治的“经济纽带”，若任由豪强垄断，轻则导致贫富分化，重则滋生割据势力。为此，他设立“大汉海贸总公司”，由朝廷直接管辖，统一经营“战略级商品”，同时规范民营贸易，形成“官营主导、民营辅助”的格局。
首先是“官营专营清单”的划定：苏曜将丝绸、瓷器、茶叶、铁器（农具除外的兵器、盔甲）、火药（仅限官府自用）列为“官营专营商品”，由海贸总公司统一采购、运输、销售，任何民营商船不得私自经营。以丝绸为例，海贸总公司在蜀地设立“官营织坊”，招募织工，统一供应原料、统一规格，织出的蜀锦按品质分为三等，上等供皇室、赏赐外邦，中等通过官船销往罗马、印度，下等供应国内市场，既保证了质量，又稳定了价格。
其次是“民营贸易规范化”：
由于远洋海贸在当代的危险性，苏曜并没有完全放开民间运营，而是通过之前探索运营的如西域开发公司和南洋开发公司等大型官民合营公司样板，继续鼓励民间资本以入股官营公司或组建特许商队的形式参与。
民营商船需先到市舶司申请“贸易许可证”，登记船主姓名、船员人数、载货清单，缴纳“牌照费”后，方可参与非专营商品的贸易（如布、蔗、陶器、粮食）。为保护民营商户，苏曜还规定，官营船队需为民营商船提供“护航服务”——民营商船缴纳一成利润作为护航费，便可跟随官船航行，由水师战舰保护，免遭海盗袭击。
广州商人陈家世代经营瓷器，此前因海盗猖獗，不敢涉足远海贸易。如今拿到“贸易许可证”，跟着官船前往锡兰，返程时满载胡椒、宝石，利润比以往翻了三倍。陈家掌柜陈福跪在海贸总公司门前，捧着账本感激道：“陛下推行此策，不仅让我等商人免了海盗之患，更能公平参与海贸，陈家愿世代为大汉效力！”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海贸官营政策将帝国各地的经济紧密绑定：中原的丝绸、瓷器需要印度的、香料作为原料补充，罗马的白银、玻璃需要南洋的蔗、象牙作为交换，而所有贸易都通过帝国银行的宝钞结算，通过海上驿站的港口转运——久而久之，原本分散的疆域，在经济层面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
当然了，在这经济军事政策推行的同时，苏曜也没忘记最后的一步。那也是最为关键的一步，即是大力推动人口迁移与文化融合。
(本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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